陕西省西安市白鹿原蒋村墓近日被确认为西汉文帝陵墓巴陵。这纠正了《雷边长安志》等传统史书中关于巴陵位于凤凰口下的千年误解。巴陵地理位置的正式确认，填补了西汉皇陵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并确定了西汉十一座皇陵的名称。然而，围绕巴陵和文帝的历史谜团尚未完全揭开。
比如，富天下的文帝为什么要一改古代商周到现代秦汉两千多年厚葬的旧俗，而追求薄葬的新风尚？ ？
文帝为何违反祖制，不跟随他的父亲高祖刘邦和他的弟弟惠帝刘盈安葬在咸阳原王陵区，而是选择了遥远的白鹿原？从咸阳园出发，去建造皇陵？
巴陵帝陵居中、外坑环绕的结构布局与高祖长陵、惠帝安陵明显不同。陵墓结构的这种有趣的差异揭示了哪些微妙的信息？
节俭丧葬的奥秘
早在远古时代，人们就有灵魂不灭的观念。 《礼记·祭仪》有“死如生”之说，认为财产的占有并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不仅是生前炫耀的荣耀，也是死后生命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进一步强化。祖先的灵魂受到后人的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提倡厚葬。考古发掘的殷商贵族王室墓葬规模宏大，墓葬精美豪华，随葬品丰富。
周商以后，延续了奢葬的习俗。不同阶层的人对墓葬和随葬品的规格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陪葬的陪葬品就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法崩溃，礼法狂妄、超出礼法约束的奢葬现象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统一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陵的墓葬奢华程度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
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战乱和楚汉冲突，人口减少，经济衰退。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当时“皇帝不能拥有军巳”，皇帝也没有四匹同色马拉的战车； “将军或大臣乘牛车”，文武百官都只能乘牛车。 ; “老百姓没什么可隐瞒的”，老百姓家里没有积蓄；物价如此之高，“米一石万，马百金”。买一石米需要一万元，一百金（10栋房子，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总资产）只能买一匹马。
汉朝虽然自高祖刘邦以来就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但到惠帝、文帝统治时期，社会生产力并没有完全恢复。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文帝并不具备实行富厚丧葬的经济基础。
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俭朴治国思想。据《史记·孝文记》记载，文帝在位二十三年，没有修建新的宫殿、园林、楼宇、殿堂，也没有增加车马。他平时只穿厚丝绸做的衣服。最受宠的沉夫人穿着长裙。不会拖地，帘子上也没有绣花，“以显朴素，为天下先”，为世人树立了节俭的榜样。
文帝“欲建一座露台”，请工程技术部门估算，发现需花费数百金。文帝认为：“一百金相当于十家的财产，我常恐羞于先帝的宫殿，何必以此为台呢？”一百金相当于10个中产家庭的全部财产。他害怕继承先帝的皇位。如果建筑如此奢华，露台就更罪孽深重了，所以这件事就放弃了。
文帝生前的节俭态度，自然也体现在他死后的陵墓建设上。因此，他不能效仿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多年的厚葬风气，而是实行薄葬的做法。文帝的稀葬做法可能是为了防止他死后坟墓被盗和开采金矿。
由于人们把厚葬视为炫耀地位和财富的一种方式，地下聚集了大量的宝藏和贵重物品。这就导致了盗墓现象的出现，即使是严厉的惩罚和法律也无法遏制。武王阖闾墓因违反礼仪而被埋葬，不到10年就被盗。著名的秦公一号墓就是秦景墓地。墓室豪华，随葬品丰富。在被抢次数和被抢洞数排行榜上均排名第一。考古人员在挖掘该墓时，一揭开墓上的土层，就发现了247个盗洞。当他们挖掘第三层台阶时，发现了六十多个盗洞。当他们挖掘棺材室时，发现有10多个盗洞。一个盗洞。考古学家据此推测，秦公一号墓从汉代至唐宋时期均被盗掘，成为淘金船长的“网红打卡地”。
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爽、豁达，社会风气浓厚。 “盗墓”、挖墓成为一种常见的发财方式，迫使汉文帝在修建帝王陵墓时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修建，一般是在皇帝登基时开始的。大约在元朝三年（公元前177年），文帝到巴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帝见皇陵风水极好，施工有条不紊，兴奋地说：“嘿！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材，中间用棉絮画。”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棺材，就把棉絮砍碎，填满石头的缝隙，然后用油漆把石头和麻布粘合在一起。那么即使有钻石，也没有人能够撬开巴陵。
左右大臣们纷纷拍手称赞，唯有中郎将张士之平静地说：“若有可取之处，南山虽被囚禁，仍有差距。”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的名贵随葬品，那么即使华山、秦岭等南方山脉全部关闭，仍然会有人们打开和挖掘的机会； “若无欲在其中，纵无石棺，何必”，如果不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富陪葬品，即使没有石棺，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了，恍然大悟，“称好”。
因此，文帝在修建巴陵时“一律使用陶器，不准用金、银、铜、锡装饰”。他只随葬陶器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品；他甚至“不装修坟墓”，买不起高坟。其意义不仅是为了“救省而不扰民”，节省人们的精力，也是为了防止高大的坟墓引人注目，吸引淘金者。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去世。他在临终遗诏中说：“吾闻世间万物之生，无死；死者，天地之理，万物之性，甚是悲痛。”，相信生、老、病、死是世间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悼，对死亡也相当淡然；并批评当时的厚葬风气，“今石贤甲生生痛恨死，厚葬人毁其仕途，穿厚衣伤人。纵生我亦不服。”他表示要带头打破奢葬之风，要求他的祭祀仪式不能超过三天，三天后全国人民必须脱掉丧服，并且不得禁止人们从婚丧嫁娶开始；“巴陵山水因故，不可有任何改变”。
文帝的圣旨不是表面声明，也不是政治作秀。考古学家在巴陵发现的金银陪葬品很少。大部分为烧制陶俑，仅有少量铁器、青铜器。就连陶俑也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大小，根本不是实用之物。巴陵实际考古发掘基本证实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
然而，在距离巴陵约2000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的南墓中，考古人员发现了数百件具有明显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而且陶俑也都是按照原作制作的。外观美观，具有实用性和品质水准。其地位高于文帝，与文帝合葬于文帝陵。这一发现不仅印证了文太后与文帝母子孝顺的历史记载，而且还隐藏了文帝霸陵远离其父高祖刘邦陵墓和陵墓所在地的秘密。其弟惠帝刘应安。
远离父亲和兄弟的神秘
刘邦以三尺剑打天下，建立汉朝后，在长安西北的咸阳原设立了皇家陵墓区。死后葬于咸阳原长陵。他的儿子惠帝也在咸阳原修建了一座安陵来陪伴他的父亲。效仿两代君主的做法，汉高祖葬在咸阳平原已成为政治正确。
汉惠帝早逝，没有亲生子女。以吕后、吕产、吕禄为代表的吕氏外戚，试图立一个不是惠帝的儿子为皇帝，以继续掌控朝政。韩家的国家岌岌可危。吕后死后，长辈周勃、陈平果断发动政变，杀了朱吕，生生立惠帝之弟、刘邦四子中的长子刘恒为皇帝，成为皇帝。文帝。
文帝以诸侯的身份继承了皇位，达到了人生的巅峰。然而，他面临着一个皇陵政治难题，无法在现有空间内解决。西汉皇陵的规制沿袭西周的“昭穆制”，即先祖之后，父为昭，子为穆。在坟墓和宗庙的排列中，父亲，创始人的儿子，叫赵，在左边；儿子，是创始人的孙子，叫穆，在右边；创始人的孙子的儿子叫赵，在左边；创始人的孙子的孙子叫穆，右边。等等。在昭母序列中，父子总是在不同的行，而祖父母和孙子总是在同一行。
从咸阳原西汉皇陵的布局来看，高祖刘邦的长陵占据了左侧的赵位置。作为高祖的儿子，惠帝占据了安陵穆之位，在长陵的右侧，也就是在西边。按照昭穆制，下一任皇帝的陵墓应该在长陵的左边，也就是东方。不过，文帝并不是惠帝的儿子，而是惠帝同父异母的弟弟。他既是高祖的儿子，又共享穆王的王位。他不能住在长陵的左边，也就是东边，他的弟弟惠帝带头住在右边的东边。文帝处于左右无权干涉皇陵修建的尴尬境地。
如果继续在咸阳园修建皇陵，不仅文帝本人的地位难以驾驭，他的母亲薄太后即薄姬的地位也会相当尴尬。
薄姬原是秦末英雄之一魏豹的妻妾。魏豹和刘邦一起对抗项羽。后来，一位相术大师看了薄姬的算命，认为薄姬极其珍贵，应该生为皇帝。魏豹相信自己有命运，于是脱离了刘邦，试图以一己之力征服天下。刘邦大怒，派将军曹参杀了魏豹，将薄姬纳入后宫，但她“晚年无福”。
后来，薄姬在关夫人和赵子儿这两个美人的帮助下才得以与刘邦同眠，她们当时深受刘邦的宠爱，也是刘邦儿时最好的朋友。据《汉书》记载，薄姬临睡前对刘邦说：“昨夜梦见龙占据我胸。”昨晚，她梦见一条金龙入了自己的怀里。当晚薄姬就怀孕了，怀孕十个月后生下了文帝。然而，薄姬生下儿子后，情况并没有改变。相反，她继续不受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得到晋的爵位。
正是因为受到冷落，薄姬才被嫉妒的吕后放走了。刘邦死后，她陪着已被封为岱王的儿子生活在岱国，成为岱国太后，而不是像刘邦其他宠臣那样。姬在宫中同样患有幽闭恐惧症。
文帝即位后，薄太后因儿子更有价值，从代太后晋升为汉太后。然而，眼前还有一个货真价实的吕太后，过不去。如果文帝把皇陵建在咸阳园，那么他母亲的陵墓也要放在这里，与刘邦的长陵相伴，在礼制层次上难免不如吕后。这是身为“二十四孝”之一、为母亲尝过药的文帝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于是，他只能另辟蹊径，选择在长安东南的白鹿原修建皇陵，以便按照汉太后的规格设立母亲的陵墓。
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而不是其他地方修建陵墓，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种情况不仅与巴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有关，还与巴陵内部墓葬的布局有关。
陵墓布局之谜
西汉初年，中央朝廷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的咸阳作为皇葬地，是为了在长安西北构筑门户屏障，在皇陵周围设置大规模的陵墓，以防止匈奴南下，丰富人口。 。文帝之所以选择白鹿原，是因为它具有西北低、东南高的地势高、地势开阔的优势，可以对东南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的局面。
对外抗击匈奴，对内稳定诸侯，前提是加强中央朝廷的内部凝聚力和皇帝的权威。高祖刘邦虽然是开国之君，却是凭借英雄们开创了天下。刘邦虽然通过叔父孙通制定圣礼而知道了皇帝的重要性，但从他晚年无法更换太子的事实可以发现，他的皇权仍然深受集团的制约。英雄。惠帝刘应仁性格懦弱，不仅受到母亲的控制，还受到群臣的打压，更谈不上复兴皇权了。
文帝即位后，运用“差别待遇”、“打拉结合”等一系列政治策略，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文武为首的英雄集团，重新洗牌。并有效地控制和选举朝廷官员。上台的英雄。同时招揽贾谊等后起之秀，采取贾谊“诸侯入国”的政策，逐步将周勃等有侯爵的军事首领逐出长安，分居封地，逐渐摆脱了长安英雄集团的皇权限制。
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策划下，意图通过礼仪制度的建设来增强皇帝的威严。考古学家在巴陵陵区发现，100多个象征政府机构的外部储物坑围绕着皇陵，呈现出向心的政治布局。这种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并没有出现，反映了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政治秩序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处理诸侯国问题上，强化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了贾谊《治安策》中“多立诸侯、少权”的政策，初步解决了齐、淮南两大政治危机，让儿子景帝仅用短短的时间就轻松平定了吴、楚。三个月。其他国家反抗中央政府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政府”的出现和汉朝四百年的太平奠定了基础。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