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诗人访谈（第二部分）
尚忠民
2017年是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百年。回首百年，80年代的诗歌热潮是其中重要而辉煌的篇章。当时，中国有三个集中的诗歌中心，北方以北京为中心，江浙地区以南京、上海为中心，西南以成都、重庆为中心。在成都、重庆，当时活跃着许多先锋派诗歌创作群体，他们从不同方向探索现代诗歌写作的多种可能性，提出不同的诗歌理念和艺术主张，形成了不同的诗歌流派、概念和称谓，如“朦胧诗”、“第三代诗人”、“糙汉子”、“整首”、“大学生诗派”、“蜀中五君子”、“飞飞”等。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互访，成为那个时代独有的“诗歌运动”，形成了80年代独特的氛围，至今犹存。
他们不仅实践诗歌，而且往往对诗歌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有非常鲜明的艺术主张。尚忠民就是其中非常突出的代表诗人。作为国内诗坛“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尚忠民上世纪80年代在重庆某大学读书，发起“大学生诗派”。尚忠民在诗歌语言和艺术形式上大胆创新和实验，提倡和践行朴素、通透的诗歌风格，创作了《马克思》、《著名桥牌手邓小平》、《祖国》等经典诗歌，为第三代诗歌留下了重要的口头诗歌文本。
诗歌的回忆
经过一场诗意的激荡，浸润了二十年的青春，抵达了内心的坚定。
1981年，出生在河南三门峡的少年尚忠民考入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高电压专业。大一、大二的时候，他专心学习，热爱数学和英语，立志成为一名科学家。他的第一篇文章是发表在期刊上的一篇数学论文。大三的一天晚上，刚踢完足球回来的尚忠民突然想写一首诗，马上动笔写起来。题目是：《足球，我的上帝，我的伙伴》。他一口气写完，很长，发表在系里的板报上。很快，一大批诗歌爱好者聚集在他身边。在写诗中找到感觉的尚忠民由此进入了他诗歌创作的青春时代。他成立了重庆大学第一个文学社团：荒原文学社，并以油印形式出版了杂志《荒原》。
1985年是重庆大学生诗歌发展的重要一年。1月6日，重庆大学学生会诗歌社在山城重庆成立。社团由重庆17所高校的文学社团和诗歌社团组成，以西南师范大学“五月”、重庆师范大学“星空”、“嘉陵潮”以及重庆建筑工程学院、重庆邮电大学、四川外国语大学、西南农业大学、江津师范学院、四川美术学院等为骨干力量，发展会员1000余人。尚忠民在重庆大学创办的文学社团“荒原”也位列其中。
后来进入当代诗歌史、诗坛频频提及的《大学生诗报》创刊于1985年3月25日，八开本，四版铅印。第二期改为四开四版大报，由尚忠民、闫晓东共同编辑，发表尚忠民长文《对现有诗歌美学观念的毁灭性突破》，明确提出“大学生诗派”及其诗歌主张。1986年，尚忠民与王其波组织成立了四川省大学生诗人协会。同年3月，尚忠民、王其波编辑出版铅印大报《中国当代诗歌报》，发表尚忠民整版《论第二次诗歌浪潮》一文。这些文章迅速传播，在国内外诗坛产生很大影响。此时的尚忠民已经全身心投入到诗歌的狂欢中，他回忆起当时的状态，“那时我已经把作业抛到九霄云外，成为一名职业诗人了。”
其实，诗歌在现实中也很难得到回报，如果有回报，那一定是灵魂对灵魂的回归。尚忠民说，“一首优秀的诗歌在被严格意义上的阅读之后，总是倾向于让人沉默，让人停顿，让人重现，让人理解认同，甚至让人感激。”在更多的意义上，写诗是对写诗最好的回报。诗人渴望被诗歌照亮，“当我们心中沉睡的创作激情和旧日激情被它点燃时，我们心中洋溢着一种前所未有的伟大光辉。”
青春是灿烂的，也是短暂的。当历史来到务实理性的90年代，尚忠民也收起了风起云涌的诗意生活，把重心转移到实事上。1985年大学毕业后，21岁的尚忠民被分配到北京水利电力局工作，半年后，他主动申请调往成都。后来，他自己创业，创办了通信工程公司和市政工程公司，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这20年，他并没有写出多少诗歌，诗人尚忠民暂时沉沦在企业家尚忠民的身后。
近年来，随着诗歌再次深入人心，尚忠民也回归创作，延续了年轻时的“口传诗”诗歌理念、写作方法和状态，写下了不少优秀诗歌。尚忠民关注时事，了解现实生活中身边的人和事，时刻注意捕捉其中的诗意瞬间，写下了不少优秀作品。用诗人李亚伟的话说：“尚忠民的创作思路一以贯之却又有所创新，继承了缪斯真正的教诲。不朽的缪斯神话在尚忠民身上也得到了真实的体现。”尚忠民说，“我很久没有写诗了，并不代表我远离了诗歌，相反，经过多年的积累，我对诗歌在内心深处达到了更深的坚定。”
诗歌之旅
诗歌是一瞬间的事情。没有比喻，你也能写出一首好诗。
“傍晚时分，我到达了凉山州南部重镇会理。一进县城，就看见了红军纪念碑。2014年4月24日日落时分，我呆呆地望着四周的群山，想象着红军会从哪条路突围而出……”2014年4月24日，尚忠民在凉山会理写下了这几行诗句。尚忠民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路上完成的。这和他的诗歌创作理念是一致的。“诗歌不同于绘画、不同于音乐，绘画的技巧、音乐的音符，需要时间，需要大量的磨练和刻苦努力。写诗是一瞬间的灵感闪现。写诗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一瞬间就完成了。”
尚忠民诗歌所选取的题材，往往与现实、具体事件息息相关。在语言上，他追求朴素、透明的“口语化”风格，依靠思考和透视来完成诗歌，让人过目难忘。尚忠民认为，诗歌不宜过多使用隐喻和意象，不宜过分表现个人英雄主义，作家也不要让诗歌承担一些过于宏大的主题，比如人类命运的走向。诗歌应该“发自内心，带着真情实感，避免虚伪、做作、夸张、矫揉造作”。尚忠民甚至还写了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不用隐喻，我能写出诗歌吗？” “时间紧迫/还要去好几个地方喝酒/能不能写出不用比喻的诗/让人一看就懂/会心一笑/我试过，不用比喻很难写出来。比如/有的人写得一丝不苟/喜欢刺绣/而有的人/抒发情绪时咬牙切齿地痛恨秋风/数着落叶/看遍秋雁……”
尚忠民要做一个“不用比喻，也能写出好诗的人”，而不是“在各种比喻中郁闷地死去”。
尚忠民对诗歌这种独特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过程。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从唐诗三百首到博尔赫斯、里尔克、叶芝，包括瓦莱里（我曾背诵过《海边的墓地》），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我试图从这些所谓的经典中寻找答案，寻找一个关于诗歌的‘公式’，寻找一种‘写作方法’。有时显得深奥难懂，有时又露出了深深的恨意。我的青春就这样浪费了。这些‘经典’成了我沉重的‘影子’。一拿起笔，就觉得‘写诗’好难。我把时间浪费在‘诗’与‘非诗’之间，耽误了我美好的前程。突然有一天，我决定奋起而起，重新出发，要写一种‘朴素的诗，一种‘只写我自己的诗’’”。尚忠民常常在“不得不写”的时候才写诗，“我写的每一首诗都是突然的。”我所采用的题材、诗中出现的事件以及我的思想，让我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激情，所以我必须立即写下来。一旦写出诗篇，我就会立即平静下来，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正如瓦莱里所说：“经过深思熟虑，我终于可以远眺上帝的宁静。”
作为“口语诗”的核心倡导者和践行者，他说，“我坚持用‘口语’写诗，‘口语’让我真诚、谦卑、豁达，同时‘口语’也让我成为一个‘干净’、‘光明’的人。我反复参阅过叶芝的《当你老了》、里尔克的《秋天》等，它们都有多个译本，最好的译本就是最接近‘口语’的那个。‘口语’让诗歌的‘叙事性’写作成为可能，让诗歌脱离圈子，走向人民、走向群众。”
口语诗因重视日常用语而遭受不少偏见与误解，诗人张新泉是尚忠民诗歌的挚友。在张新泉看来，“中国现代诗歌发展了100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写诗方法，我们应该有足够宽广的视野去欣赏不同写作方法的优点。诗歌无论用什么语言，口语的还是书面的，首先必须是诗歌。口语诗被认为是反抒情的，其实它也是抒情的，只是不是普通的抒情。口语诗是用日常的口语写的，但这种口语是经过诗歌思考和光照的口语。口语诗就是看到生活中的诗意元素，然后用独特的诗意语言去写，去告诉别人，不矫揉造作，不故作神秘。”因此，我常常把口语诗比作“素面朝天的写作”。看到“口语”两个字，有人觉得容易些，其实真正练过写诗的人都知道，用“口语”写出好诗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不使用书面语言，很少使用形容词，也不使用诗歌写作的常用手段，工具比较简陋。很多人也尝试写作，但往往写不出足够的艺术性，成为草率的诗作。尚忠民写口语诗多年，写出不少好诗，可以说他当之无愧地称得上“口语诗”。
诗意思绪
写诗要适度，跑遍球场并不代表你就是好球员。
近年来，尚忠民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对诗歌的看法，其实他对诗歌的本质、创作和文学有着非常深刻的洞察。1985年，尚忠民发表了长篇重要的诗歌理论著作《对现有诗歌美学观念的毁灭性突破》，在国内首次提出“口头诗”的写作。他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分析和批判，为“第三代诗歌”奠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作为大学生诗派的旗手和非非主义的领军人物，他在创作、批评、理论方面的贡献也得到了后世诗人的认可。 “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尚忠民在《大学生诗歌报》上发表的诗歌理论，讲到诗歌中去掉形容词的问题。尚忠民是一位很早就有意识地对诗歌语言进行反思的诗人，他对中国诗歌发展到现在的样子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与很多崇拜长诗的人不同，尚忠民并不认为“在诗歌中写长诗会让一个诗人从优秀走向伟大”。他说，“我的观点恰恰相反，诗歌应该尽量短小精悍。复杂庞大的结构、几百行的句子、各种典故的引用和注释，会逐渐把一个诗人变成一个工匠、一个文字的搬运工，甚至最终变成一个文化垃圾的制造者。”
这种对长诗的警惕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显现。1988年3月，对诗歌感到困惑、寻求类似理解的海子来到四川成都，投宿在尚忠民家中。尚忠民当时在成都一所电力学校任教，有房子、有床。大约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几乎每天都和海子在一起。白天，他带着海子去成都拜访诗人们，晚上，两人买些零食，彻夜长谈。然而，当海子从书包里拿出一首一万多行的长诗时，尚忠民嗅到了但丁《神曲》中“庞大、迷宫般”的氛围，以及一种想要承担人类苦难、做人类救世主的英雄情怀“令人窒息的象征意义”。
这和尚忠民对诗歌的追求和理念大相径庭。在尚忠民看来，海子无疑是伟大的，他最好的诗依然是那些短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让我们看到了海子最好的一面。他的长诗创作耗尽了他年少的才华，让他对生活感到深深的厌倦。长诗让人疲惫，某种程度上，长诗只能让诗非诗。”“我不仅认为没有必要刻意去写所谓的长诗，我还认为即使是短诗，也不应该‘写到最后’。写诗要有节制，要善于‘保存实力’。一首诗应该在意义尚未完成的时候戛然而止，而不是用尽所有的力气去说完。其实，满场跑的选手，并不一定是好选手。”
诗人写出不同的诗，对诗歌有不同的理解，这很正常。多年后，尚忠民对记者谈起记忆中的海子，仍旧满怀怀念，“就像凯鲁亚克笔下的达摩流浪者的形象：长发、络腮胡子，穿着蓝色牛仔套装和牛仔鞋，背着书包，看上去时尚又叛逆，但本质上却是一个内向甚至腼腆的青年。”
有着自己鲜明的诗歌哲学的尚忠民并不是一个苛刻的人，他对写诗这个行为本身充满敬意。“诗歌有好有坏，即使是优秀的诗人，有时也会写出‘坏诗’。我从不认为每个诗人都必须写出‘好诗’。我尊重所有的诗人。每个来找我的诗人（他们不必读诗），我都会‘久等而酒肉招待’。我遇到过很多不擅长写诗，却对写诗充满热情的人。这样的人也值得尊重。世界那么大，诗歌显得那么羞涩，那么温柔，我们诗人只是‘一小撮’而已。所以，诗人需要相互呼应，相互抱团取暖，不需要相互诋毁。只有诗歌能带给我们快乐。”
对话尚忠民：
我们不能期望每个诗人都写出好诗。
最不能接受的就是不真诚地写诗，为了写诗而伪造自己。
作为“第三代”先锋诗歌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尚忠民80年代在重庆大学读书时曾任《大学生诗报》主编，是“大学生诗派”的代表诗人。后到成都，加入“飞飞”诗派。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口头诗”的写作，对五四以来的新诗，特别是“朦胧诗”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为“第三代诗歌”奠定了比较系统的理论基础。尚忠民主张比较朴素、直接、轻松的语言风格，反对在诗歌中使用过多的隐喻和意象。同时期创作的《马克思》、《桥主邓小平》、《祖国》等诗被认为是“第三代诗歌”的重要代表作品之一。
当代书评：过去 20 年里，您没有写太多诗歌。这段时间您与诗歌的关系是怎样的？
尚忠民：虽然我自己不写诗，但我一直都在读别人的诗，国内的、国外的都有，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诗歌。我很喜欢博尔赫斯，他所有的诗和短篇小说（其实都是诗）我都看过，而且读了很多遍。他作品中散发出的智慧和神秘的气息深深吸引了我。他的神秘感很真诚，一点都不虚假、不做作。虽然我在写作上没有向他学习，但它一直作为一种养分滋养着我。
当代书评：你觉得写诗是一件“简单、瞬间”的事情。但要完成这一瞬间，你需要前期做充足的准备。比如阅读。你的阅读偏好是什么？
尚忠民：确实如此。80年代，除了读书，没有别的娱乐。我学的是理科，功课也做得不错。课余时间，读人文社科方面的书，读了不少哲学书。尼采、叔本华、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萨特、加缪等人的书都读了不少。我的英语成绩特别好，当年高考还拿了洛阳考区第一名。其实我从中学开始就对文学很感兴趣，文科成绩也很好。只是当时的风气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也不怕”，所以我就选择学理工科。
当代书评：您有两句广为流传的话，“只写简单的诗”和“只写与自己有关的诗”。前者容易理解，后者容易被误解。懂的人都知道，您指的是创作的个性，而不是诗歌与他人无关。但我发现，您的很多观点很容易被误解。
尚忠民：对。我主要想强调的是，写诗是个人行为，但诗写出来了，需要读者，需要知己，不能只顾自己。这样说确实容易让人误解。其实也有人批评我狂妄，我当时这么说，也是想通过夸张来强调自己的一些观点。
当代书评：人们常说诗歌是年轻人的，尤其现在年轻人获取新闻信息非常方便，吸收新鲜事物的速度很快，写诗时也非常敏感。您觉得写诗和年龄有什么关系？
尚忠民：我觉得写诗主要跟一个人的天赋有关，跟年龄甚至读了多少书都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以读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可以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不一定能写出好诗。当然，写出好诗的诗人往往有充足的人文知识储备和素养。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对语言的领悟力和天赋，这是你无能为力的。诗歌是上帝赐给某些人的礼物，当然要接受这份礼物，你也需要有充足的储备。据我观察，写诗误入歧途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写的诗没有太多可取之处，甚至很难称之为诗。但我觉得，努力写诗这个行为本身是好的，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没必要去批评别人，争吵、责骂更是不对。作家认为是一首诗就够了。不可能要求每个诗人都写出好诗。我尊重所有诗人。每当有诗人来找我（他们不必读诗），我都会等他/她很久，并请他/她喝酒吃肉。
当代书评：仔细阅读你会发现，大家常说的“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派诗人”与“民间诗人”之间，其实并没有不可逾越的艺术鸿沟，有些诗歌的境界和风格还是相似的。您平时会和学院派诗人互动吗？
尚忠民：诗歌的理念和写作风格有差异，但在现实生活中，我觉得诗人之间是可以做朋友的。比如我和臧迪写的诗完全不一样，但我们也是生活中的好朋友。所谓的“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其实最后都能写出好诗，当然，写出烂诗也是有可能的。我讨厌的不是某一种写作类型，而是总以为自己写的是诗，别人写的不是诗的心态。我觉得那种心态很愚蠢、很自私、很狭隘、很可笑。
当代书评：您是一位出色的商人，您创办了一家通讯工程公司，员工众多，贡献了不少税收和利润，您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很多人很好奇您是如何协调两者的，商业和诗歌的思维方式非常不同？您觉得两者有矛盾吗？
尚忠民：我觉得两者一点都不矛盾，对我来说，写诗是我的一个爱好，写诗不是生活的全部，写诗跟我的职业不冲突，人人都可以写诗，不分行业，本身没有限制。很多人说写诗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我觉得诗就是诗，生活就是生活，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诗是一种心境，诗歌的创作是突发的，不是常态的，不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刻意规划。
当代书评：对您来说，写诗最重要的核心素质是什么？最不能接受的是什么？
尚忠民：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写诗不真诚，为了写诗而装作人。真正的诗应该是情感的真实，内心的真实，而不是按照某种诗的套路去创作一首诗。否则，再像诗，也只是故意造出来的“非诗”。做生意和写诗虽然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但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都要诚实、要善良。我举个例子，我公司在各地修建通信基站、铁塔时，为了降低成本，没有采用当时流行的焊接钢管，而是本着诚实、要善良的原则，采用了更结实但价格更贵的无缝钢管。后来，这些设施经受住了2008年地震的考验，在重灾区依然屹立不倒，在当时的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通信纽带的作用。
尚忠民：我觉得写诗主要跟一个人的天赋有关，跟年龄甚至读书多少都没有关系。一个人可以很年轻，可以读很多书，掌握很多知识，可以是一个很优秀的学者，但不一定能写出好诗。当然，写出好诗的诗人往往有充足的人文知识和素养储备。但这些还不够，还需要有语言的敏感度和天赋。这是你无能为力的。诗歌是上帝赐给某些人的礼物，当然要接受这份礼物，你也需要有足够的储备。据我观察，写诗误入歧途的人太多了。很多人写的诗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甚至很难称之为诗。但我觉得，努力写诗这个行为本身是好的。每个人都有写诗的权利，没必要去批评别人。争吵、责骂更是不对。作家认为这是一首诗就够了。不能要求每个诗人都必须写出一首好诗。我尊重所有诗人。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摄影师陈玉晓
记者手记：
诗歌是他们的光，他们的电力，他们的神话
从一些诗人回忆80年代的书籍或文章中，可以嗅到一个既遥远又亲切、既熟悉又陌生的时代气息：商业化带来的现代快节奏生活尚未到来，社会的开明氛围、文坛青年的青春，点燃了哲学与文学的生命阅读。当时的年轻人正处于文字的狂欢之中，犹如酒神狄俄尼索斯的节日。街头巷尾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根竹竿从天而降，砸中了所有的诗人。
诗歌被公认为最精炼的语言艺术，一直处于文学结构金字塔的顶端，是“文学之冠”。没有足够的天赋和创造力，很难写出真正的诗歌。这顶“文学之冠”一直吸引着许多年轻人以认真而坚定的信念，投入青春和激情去探索语言的种种可能性。他们陶醉于文字带来的欢乐，渴望灵魂伴侣，却不指望真正的回报。诗歌几乎相当于他们那个时代的美剧、他们的网游、他们的社交账号。然而，在如此接近语言和文字、受到诗歌的洗礼之后，那一代的年轻人似乎比看电影、玩网游的一代人多了一些什么。毕竟文字和文学是所有其他艺术和娱乐的根源，诗歌是一代人的精神先锋。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这样一句话来形容80年代的文艺：“诗歌生根，小说结出果实，电影开出花朵。”
三十年前，尚忠民、李亚伟这样的年轻人，娱乐少了，读书多了。诗歌是他们的光，是他们的电，是他们的神话。诗歌是一个先锋的事业，一首诗要成为经典，必须出自那个时代先锋品质的人，必须有那个时代的生命轨迹，必须有用新的语言体系去看、去发现、去说话的先锋品质。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悟，他们不惜遭受误解、遭受批评，即使有些说法显得夸张、偏激，也很容易被误解、被认为狂妄。他们似乎知道，总会有人理解他们，而那份夸张，是为了强调诗歌的纯粹性。
他们是如此的个人主义，渴望找到胸怀的朋友，因此他们建立了各种文学社会和诗歌俱乐部，让文学的基因昼夜燃烧，诗歌使他们的诗歌变得越来越严格。对于彼此的诗人，彼此之间的态度是彼此的，这是每个友谊的体现，只要他们真诚地在深刻的领域中遇到了一个真正的诗歌。 。
封面新闻记者张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