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四川省纪委监委、成都市纪委监委网站 付小静摄）
四川博物馆目前正在举办“峰巅望东坡——苏轼主题展”，展出30余家博物馆收藏的苏轼相关文物274件，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苏轼的三篇真迹：《潇湘竹石图》、《阳羡帖》和《洞庭春景颂·钟山松酒颂》。岁月流逝，东坡风采依旧，让我们以他精湛的文笔为引，探寻他对人生不屈不挠的追求。
1《潇湘竹石》：我知道你别有深意，所以我用心去寻找你
苏轼不仅善书法，还善画画，他的画作现存不多，此次展出的中国美术馆藏《潇湘竹石图》便是其中之一。
据考证，《潇湘竹石图》为苏轼在黄州（今湖北黄冈）时所作。卷末有“苏轼为沈老所作”的注。沈老是扬州人孙觉的谥号，比苏轼大八岁。苏轼一生敬重孙觉，经常与他交换诗书。孙觉是黄庭坚的岳父，秦观的诗歌导师，精通《春秋》、《易经》，“文义兼备，为一时之儒”。孙觉的治国之道，能解民忧，他卸任后，许多地方百姓屡为他建庙。他为人又清正廉明，屡次弹劾品行低下、才华横溢、名声不大的权臣。 因此苏轼后来用朝廷的任命文书称他“文论精深，明本源。谏议东台，长于阅历”。
孙珏也是“五代诗案”的牵连者之一。苏轼被贬到黄州后，官低力弱，没有权力，“一生未曾见过亲友，信函也不回，幸得免于难。”这位外表洒脱的诗人内心却感到孤独。幸好他有一位像孙珏这样的朋友始终如一，给苏轼写信。孙珏知道苏轼喜欢好墨，便趁苏轼有好墨时，设法寄给他。元丰八年（1085年），已经离开黄州的苏轼回忆起这件事，觉得真情难得，一口气写了四首诗，其中一首是“幸得相见，愧对流放”，表达了谢意。既然《潇湘竹石图》是为孙珏创作的，那可能用的是他送的好墨。
著名作家、收藏家邓拓对此画有非常精辟的解读，“清雅之气，令人心醉神迷……两岸烟水云雾、群山茫茫，犹如湘江、潇水交汇，与远处的洞庭湖相连。景色辽阔，心旷神怡，让人流连忘返，不愿离开。”细看此画，会发现，除了清雅的云雾，还有淡淡的压抑之感。画面远处，几道淡淡的笔触，除了烟雾缭绕，还有潇湘两江的交汇，给人一种深沉悲凉的寓意。这不禁让人想起三闾大夫屈原。
“我一生所敬仰的人，却连他的十分之一都达不到，那就是屈原！”苏轼一生敬仰、追随屈原，他高度评价《离骚》，“言风雅又一变，可与日月争辉”；他同情屈原的遭遇，“他被放逐，渡江南徙，离家千里，生无处去，死无葬身之地”；他赞扬屈原的忠义，“功名实无量，富贵不过是暂时的，大丈夫深知这一点，所以至死不渝”。然而，他真正理解屈原是在“五代诗案”后被放逐到黄州之后，他清贫、穷困、悲愤、愤恨、无奈、无助，种种不平之情都表现在了他的言辞之中。 大丈夫不应随波逐流，不应忍辱负重，而应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志向。屈原当年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如今也摆在了苏轼面前。落笔之时，自然而然地，目光聚焦在潇湘，心灵的流放地。潇湘之水，从心底悄悄地渗出，轻柔，静谧，无声。
真正展现苏轼心态的，是画卷中的竹石。不同于他的《枯木竹石图》中枯树扭曲如铁、石裂如漩涡翻腾的景象，《潇湘竹石图》中间只有两块大小不一的石头，中间伸出几根竹枝，有的竹枝刚好探出头来。纤细的竹枝与奇石在形状、姿态、纹理上形成鲜明对比。仔细看，枝条三三两两，竹叶疏密有致。竹子竟从石下破土而出，顶住了沉重的压力。虽然腰肢极细，难免弯曲，但却意气风发，没有丝毫的疲倦、矫揉造作或娇柔，充满了韧性和生命力。苏轼画的不是竹子，而是他自己。
“知己难相逢”，我们可以想象，当紫胡子老者孙爵展开这幅卷轴时，一定会捋着胡须，会心一笑。
2《阳羡帖》：除了山川，还有楚歌
与《潇湘竹石图》相比，旅顺博物馆藏的《阳羡帖》体型较小，略大于成人的手掌。今天看来，它只是一张纸条，但因其出自苏轼之手，因此极为珍贵。
《阳羡帖》全文仅68个字，大小不一，墨色浓郁，尤其是最后一个字“拜”，尾端悠长，笔法遒劲，一气呵成，流畅飘逸，气韵十足。这也是该帖被认定为真迹的重要依据。
文字不长，就简单记述如下，“苏轼虽然在阳羡买了田地，但还不够夏至用。以前禅师说要在邻田买地，是真是假？我请他亲自商议，试着为我量一下。至于景春家田，我们也曾商议过，我已亲自收下，此事我不想细说。我想，在这繁华时节，打扰您高远志向，未尝不是大罪。苏轼又拜。”这是苏轼告诉朋友，他在阳羡（今江苏宜兴）买了田地，但耕地不多，难以满足一家之需，便托朋友为他物色合适的土地。
“家在蜀河边，水清如碧。”苏轼是四川眉山人，他一直以眉山为荣。但或许因为路途遥远，“家在万里之外的岷峨。”或许是父亲早就希望回中原故里，“意欲置地建宅，居于嵩山之下，洛水之上。”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苏轼离开四川，抵达北京，再也没有回到眉山。
苏轼定居阳羡，看似偶然。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奉诏迁居汝州（今河南汝州）。当他从黄州出发，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时，他十个月大的儿子苏昱病逝。苏轼伤心欲绝，“空抱而归，老泪如水流”，“不忍闻母哭，欲与君同死”。想到自己年近五十，仍无处栖身，家道动荡，便下定决心定居下来。
在真州（今江苏仪征），他结识了当年与他一起进士的宜兴人蒋志奇，谈起两人“同居阳羡”的约定，便拜托蒋志奇到阳羡置地。“待我老了，便在阳羡置地，一向对山水情有独钟。”阳羡山水秀美，景色如画，“我空舟来去，只顾随世事。”这无疑是诗人抒发情怀、忘却往昔的好地方。另一方面，阳羡因荆溪以南土地肥沃平坦，宜耕读，宜养育而得名。《阳羡帖》是蒋志奇拜托他置地之后，拜托同为宜兴人的钱季明再寻觅土地而写的。
中原辽阔，洋县风光秀丽，适宜耕种。其实，选择洋县另有原因。这一年十月，苏轼到了洋县，如愿以偿。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楚歌帖》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的感受，“我生性喜种，能亲手嫁接果树，尤喜栽种橘子。洋县临洞庭湖，易栽橘子。我当买一小园，栽橘子三百株。”
“阳羡在洞庭湖上”。这个洞庭湖是太湖里的洞庭山，而不是屈原游吟吟唱的洞庭湖。洞庭山与洞庭湖相距千余里，却又紧密相连。古人认为洞庭山与洞庭湖之间有一条密道相连。更何况洞庭山与洞庭湖都产柑橘。屈原《九章》中的《橘颂》就写到了洞庭湖柑橘，“天子栽种良树，橘子来侍奉。我受命不得迁，生于南”，洞庭山的柑橘几乎可以与宋代的阳羡茶、彭梨鱼相媲美，“石鼎中阳羡茶未煮，金盘中洞庭橘子盛”，“左卖洞庭橘子，右抬彭梨鱼”。正因如此，洞庭山与洞庭湖常常被人混淆。
博学的苏轼当然知道其中的区别。但这不妨碍他从阳羡附近的洞庭山想到洞庭湖，从洞庭橘想到洞庭橘，从屈原想到自己。他于是说：“屈原作《橘赋》，待我园成，建亭名《楚歌》。《楚歌》最后一句，可作为《阳羡帖》的注脚。以《楚歌》拟《橘赋》，以屈原为心，是苏轼在阳羡觅地时心中的情结。”
3 《洞庭春色颂钟山松酒》：心灵之旅
吉林省博物馆藏《洞庭春色赋》、《钟山松酒赋》为苏轼作于绍圣元年（1094年）闰四月二十一日。当时正值大雨倾盆，道路泥泞，无法出行，他被困在襄邑（今河南省睢县）。
离开黄州后的10年间，苏轼历经坎坷，四处漂泊。在朝廷，他先后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授端明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光彩夺目；在地方，他先后治邓州、颍州、杭州、扬州、定州，关注民生，实行仁政，德高望重。绍圣年闰四月初，苏轼被无理取消端明殿大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的官衔，被命以左朝奉郎（七品）知颍州（今广东英德）军务，不久又被贬为七品左承议郎。 他被下令仍知颍州，但被贬后不准按功绩复职。这一系列打击，让他心里很不安。不过，当他坐在桌前，蘸墨写字的时候，心情却平静下来。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洞庭春色赋·钟山宋老赋》合订本。
《洞庭春色赋》、《钟山松酒赋》合卷共684字，全篇文采斐然，一气呵成。明张孝思评价尤为精准，“此二赋构思巧妙，结构严谨，气势磅礴，气势凌厉，气势磅礴，犹如卧狮卧虎。”
写是心之画，最可贵的是我的手写我的心。这两首赋是苏轼的内心告白。《洞庭春色》和《中山宋老》都是酒名。安定王用洞庭山的柑桔酿酒，取名洞庭春色。此酒色、香、味三绝。苏轼饮后，灵感迸发，写下《洞庭春色赋》。另一首赋是苏轼为自己用中山（今河北定州）松树的松花酿的浊酒所作。
《洞庭春色赋》开篇就借用了“上山四老”的典故，表达了自己入世和出世的复杂心情。这四老不满秦朝的暴行，隐居起来。到了汉朝，受到礼遇，便出隐居。后来，因朝廷乱政，又隐居起来。因此，苏轼赞同安定太子“凭心思看世事”、“明了世事虚妄，一处遁迹万里”、“一口气吞三江，吞食鱼龙”的乐观主义，颇为洒脱，“人生得意，须尽欢喜”。全篇想象丰富，文字华丽，充满积极向上的浪漫主义情怀。 其手法与屈原的《楚辞》如出一辙，但最后他后悔了，觉得不该这么放肆，说：“我的话有些夸张，先生请为我删去。”赋是一种“劝百人而讽一人”“末篇显其意”的文体，末句是我们把握主旨的关键。
苏轼写《洞庭春色赋》时，尚在朝廷，但写《钟山松酒赋》时，已请旨出使。因此，《钟山松酒赋》更直接地表达了个人的情感。“稍用轻，无异于一捆野草，烂文缠缠，惊得枝头折断，脂液流淌。”松树很常见，但如果用来砍柴，就是对自然资源的浪费。苏轼对此愤慨不已，既然不能充分利用它来修建建筑，还不如退一步，用它来酿酒当药。
苏轼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了，仕途坎坷，问题多多，各种不如意的事情让他心灰意冷。浑浊的酒下肚，他感觉自己好像得到了老天的帮助。半醉半醒之间，他觉得自己远游了，摆脱了这尘世的羁绊，仿佛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能如飞猴般翻山越岭，能如奔鹿般横跨江山，在天空中乘风破浪，在大海中劈波斩浪，他心驰神往，连嵇康、阮籍都达不到他的地步。想到这里，他心里很得意。夜长梦短，当他醒来回到现实的时候，第一个浮现在他脑海中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屈原。屈原不仅善于酿酒，而且善于饮酒。 他的诗中有很多酒文化元素，如“吾里白驹，杂楚里”、“姚江蜜匙，满玉杯”、“众人皆醉我独醒”……诗与酒，浪漫至极。整篇《离骚》没有一个字提到酒，但他浪漫的想象、浓烈的情感，都是酒后真言。正因如此，苏轼才说，喝了中山宋老后，可以写一篇《远游记》来续写屈原的《离骚》。其实，《洞庭春景赋》和《中山宋老赋》都可以看作是《远游记》的续篇。
文采见人。苏轼对这两首赋很有信心，曾多次撰作赠与友人。就在他驻留湘义的六天前，他想到好友吴安石对《洞庭春色赋》“格外喜爱敬重”，苏轼也认为《钟山松酒赋》“不亚于前作”。他立即拿出好纸笔墨，连写了两首赋，希望好友“深得其意”。虽然今天看到的这首赋赠与者不详，或许只是诗人随口一说，但并不影响世人对它的珍爱和收藏。
岁月流转，水墨依旧，不变的是人的精神。（作者：赵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