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阳医圣寺记者平炜摄）
1949年以前，杨廷宝先生在22年间设计了89项工程（目前能考证的），其中33项被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被列为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2项被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5058处，河南省420处。其中，郑州、开封、洛阳、安阳“四大古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别为83处、24处、51处、25处。如果把杨先生的作品“镶嵌”在中间，排名正好在“四大古都”的中间，位列第三； 若将河南省全部18个城市都算上，杨先生“国家保护”作品数量仅低于郑州、洛阳，仍位居第三。
这还不包括杨先生1949年以后设计的作品。
1949年以后，杨先生设计的北京火车站、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等建筑至少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就是说，杨先生至少有35件作品被列为“全国保护”单位。
其他未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著名建筑还有北京和平饭店（始建于1952年，被称为北京近代建筑的起点，也是当时北京最高的建筑）、北京王府井百货大楼等。
而且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扩建规划也是杨廷宝先生起草的，天安门广场西南角的北京交通银行就是杨先生1937年的作品，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从这里往东北望去，约350米，毛主席纪念堂的设计基调——主体建筑不超过50米见方，高度不高于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杨先生在争议之下独有的勇气与担当； 再往北，以“碑”为体、以浮雕为饰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也是杨先生“中立”以来的中国纪念碑式建筑风格——当时建筑师和雕塑家“争论”得很激烈，雕塑家甚至想把塑像放在碑上或碑前——现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在须弥座的腰部装饰了恰当的浮雕，碑顶加冕为云卷帘幕的小殿，与天安门相呼应，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
此外，杨廷宝先生还留下了两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杨廷宝故居（南京成贤草堂）、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杨廷宝故居（南阳杨家大院）。
1940年，特别是1949年以后，杨廷宝先生（1901-1982）参与了许多经典工程的讨论和设计，如其学生张钹、钟训政设计的人民大会堂、南京长江大桥桥头堡等。当然，杨廷宝先生也是人民大会堂（担任“设计顾问”）和南京长江大桥（选定并推荐了三个“桥头堡”，最终由周恩来总理选定方案）的“守门人”——验收组长。
1949年以后，杨廷宝先生的主战场转移到东南大学（南京工学院原址）教书育人，以主持人身份参与设计讨论、出谋划策。他的学生中诞生了9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包括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河南省博物馆设计人齐康院士，以及戴念慈院士、钟训政院士、戴复东院士、程泰宁院士、汪建国院士、孟建民院士等。除他的学生外，还应包括他的儿子、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士锷。但杨士锷“一生聆听大海，一生为祖国而追寻，一生开垦蔚蓝的海洋，让中国的耳朵听见大海的呼唤。” 杨世娥刚刚被中宣部、教育部评选为2022年“全国教书育人楷模”。
同一系出现两位院士的情况很少见，而且他们开创的领域也大不相同。1955年，杨廷宝先生与刘敦桢、梁思成等一起当选为中国科学院第一届技术科学部院士，与周任、侯德榜、茅以升等一起任技术科学部常委。1953年，中国建筑工程学会（1955年改称中国建筑学会）在北京成立，周荣新任理事长，梁思成、杨廷宝任副理事长。由此，“南杨北梁”的美誉震动了中国建筑界。1955年，中国建筑学会以国家会员身份加入国际建筑师协会（UIA）； 1957年至1963年，杨廷宝先生任国际建筑师联合会副主席：1957年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建筑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副主席后，出席了哈佛市市长冈斯在市政厅举行的招待会，五星红旗首次在哈佛市政厅悬挂，揭开了中法建交的序幕；三年后，在伦敦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建筑师联合会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副主席，并被英国皇家建筑师学会授予荣誉会员称号（1987年至1990年，其学生吴良镛院士任国际建筑师联合会副主席；至今，该师生是当选国际建筑师联合会副主席的唯一一对中国人）。 此外，杨先生曾任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至四届江苏省政协副主席，1972年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国务院建筑设计专家组组长。 1979年起任江苏省副省长，直至1982年12月在南京逝世。时隔近30年，2009年，在江苏省建国以来“十大杰出科技人物”评选中，杨廷宝（中国现代建筑第一人）、张禹哲（中国现代天文学奠基人）、闵乃本（2006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获得者）、王泽山（2017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10人入选（5人已故，5人在世），杨廷宝位列第一。文件标题为《关于授予杨廷宝等10人建国以来江苏省“十大杰出科技人物”荣誉称号的决定》。
杨廷宝先生与其学生戴念慈院士主编的《中国建筑园林城市规划大全》是杨廷宝先生一生留下的最后遗产，他本人也是建筑领域的百科全书大师。
古建筑界的“复原”原则，也是杨先生创立的“法则”，至今依然适用。
杨廷宝先生是中国古建筑保护与修复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第一位从事古建筑修复的专业建筑师”。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一些古建筑被毁坏，破败不堪，只剩下一片废墟。1935年3月，杨廷宝先生经梁思成、刘敦桢推荐，担任北平（北京）重要古建筑修复保护工程总建筑师。主持修复了天坛圜丘、皇穹宇、祈年殿、北平城东南角楼、西直门箭楼、翰林院辟雍、中南海紫光阁、正觉寺金刚宝座塔、玉泉山玉峰塔、香山碧云寺罗汉堂，共八处十座古建筑。 他的“修旧如旧”为中国古建筑的修复确立了尊重历史建筑艺术成就的规则。
他的建筑遗产不仅成为中国的“国宝”，在美国也成为经典。1925年，杨廷宝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取得建筑学硕士学位后，与同学路易斯·康（二战以来美国乃至世界建筑的典范代表）一起加入了导师P.克兰创办的P.克兰建筑事务所。克兰非常聪明，招揽了最优秀的学生。虽然他们只是扮演相对低级的设计师角色，但杨廷宝参与了底特律艺术学院、费城罗丹艺术博物馆、本杰明·富兰克林大桥、费城亨利大桥等项目的设计。
作为河南南阳人，杨廷宝先生给家乡留下了哪些建筑遗产？
新乡和硕图书馆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开封宾馆2号楼，“相传为杨先生所设计，必为杨先生所设计，一看便知是杨先生所设计，但原始资料已找不到，不敢收录于《杨廷宝全集》”。开封宾馆2号楼原为美国天主教本笃会修女宿舍，设计资料至今仍不详。这一传说有杨先生1936年所作《巡游汴郑古建筑记》佐证，开篇即“前者路经郑，因事至汴……”，此“事”发生的时间与开封宾馆2号楼的设计建造时间相吻合”。 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杨廷宝全集》主编李志涛先生说：“他那时太忙了，不是为了设计，根本没时间‘巡演’。”
杨先生对南阳医圣庙提出一些修改意见，医圣庙大门处处是“杨式”——1982年5月，杨廷宝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回到家乡南阳，停留30多天，研究、批准医圣庙扩建方案，之后南下襄阳，参拜弥公庙。
说实话，杨先生也是米芾的后代。
然而他一生的爱恨情仇，就是从未见过擅长书画的母亲米氏，米氏是“苏、黄、米、蔡”四大家之一米芾的后代……
在家里，父亲“设计”他的启蒙教育
（杨廷宝1934年在江南。来源：《杨廷宝全集》）
（记者平炜摄杨廷宝故居）
1901年10月2日，八月十五后五天，也就是农历八月二十，杨廷宝出生于河南南阳南门大街杨家大院（现解放路杨廷宝故居）。
好消息从天而降，但祸不单行：21岁的母亲米氏因大出血去世，躺在病床上的爷爷得知自己一直疼爱的儿媳也在同一天去世了。
“小复仇女神”杀死了他的母亲和祖父。
他的祖母向各家借牛奶才救了他的命。
但他却无可避免地被“生活所罪”：发育迟缓、身体虚弱、智力迟钝、身材矮小、说话迟缓……各方面都比其他孩子慢了半拍，就连刚长出来的牙齿也面临“烂掉”（幸好那时他还没换牙），最后还是被一位西医治好了。
他还被送到佛寺，取名“小和尚”，希望他能得到保佑，活下去。
他活了下来。但6岁上私塾时，体力和智力都跟不上，连三字经都背不下来，不仅挨打，老师也不再教这个“笨孩子”。他把父亲叫过来，说：“杨廷宝不会是宝，你还是把他带回家吧！”
杨家是南阳四大家族之一，有“孙坑米家、南关杨家、东关勇家、白庄张家”之说。至今，杨家大院依然矗立在南阳老城区解放路南端，早在2006年就被河南省人民政府列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杨廷宝故居）。孙坑米家是杨廷宝母亲米氏的娘家。
杨廷宝的父亲是杨家第十四个孩子，人称“杨十四少”，全名杨鹤廷。
杨廷宝幼年受教育之时，杨鹤廷正在北京律政学堂就读，并加入了同盟会。
为了“设计”杨廷宝在家中的启蒙教育，杨鹤亭首先打开了其妻糜夫人留下的一箱箱字画，让儿子临摹母亲创作、收藏的字画，以缓解儿子对母亲的思念；其次，他又将儿子换成另外一个，将儿子托付给好友、著名南洋学者王克廷。
王克廷是清末文人，心胸开阔，文武双全。他先教杨廷宝练习少林拳，强身健体；后又结合当地名胜古迹讲述张衡、张仲景、诸葛亮等名人事迹，磨炼杨廷宝的意志和毅力。
“王克廷先生通晓数学、力学、语言学、语音学，是个天才。可惜他出生在旧社会，家境贫寒，没有生活来源。”——杨廷宝先生在《我为什么学建筑》中写道。
回头想想，爸爸的这个“设计”非常成功——
当年那个矮个子少年，健康地长成了身高至少180公分的男人，少林功夫锻炼了他的精神和活力，而且长得帅气十足，是个“花美男”……在清华读书时，他曾获得过学校的武术和剑术冠军。直到晚年，每当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有联欢会时，作为副校长的他都会舞剑，甚至翻跟头逗大家开心。
君子之风、名士之高尚品德使他受益终生，不八卦家事，不惧怕谣言，虚心走过“百花齐放”和“文革”十年，基本上没有受到什么大的影响。
自幼学习的书法、绘画技巧培养了他对建筑的兴趣，这与武者的精神是相符的。
他从不庆祝自己的生日，因为他的生日是母亲和爷爷的忌日。从他到宾夕法尼亚大学读书起，他的书桌上就一直挂着一张母亲坟墓的照片。那是一座小土丘，几棵树迎风而立，云朵在移动。照片前，一堆鹅卵石上插着三朵塑料菊花……杨廷宝先生的一生，都是这样陪伴着他从未谋面的母亲。
杨廷宝年幼时，其创办南洋公学（后与皖南中学合并，成为南阳一中的前身）、在师生中宣传革命思想的父亲杨鹤廷遭清政府通缉，杨鹤廷骑马逃亡襄阳，全家投奔乡下山村亲戚家。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杨鹤亭策动军队收复南阳，并被推选为民国第一任南阳知府。
之后，她创办了南阳女子中学（南阳四中前身）。她的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都在南阳接受了新式教育，并考入北京、上海和开封的大学。她的次子杨廷斌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考入北京大学美院西画系，师从徐悲鸿。1935年，杨廷斌为鲁迅先生收集、印制了200余幅南阳汉代石画。鲁迅日记中这样记载：“得南阳汉代石画拓片65张，是杨廷斌先生寄来的……”1936年，杨廷斌在中央研究院工作，参加了殷续第十三次考古发掘。1937年，杨廷斌到延安，开始木刻艺术创作。 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为中共七大创作的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肖像画和赠送给七大代表的火柴盒上的毛泽东肖像画（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1963年中国美术馆落成开馆，刘开渠任馆长。1964年3月，杨廷斌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馆长、党组成员。
因材施教，各有所好，从带孩子回家，到孩子们的自我选拔，都可以看出杨鹤廷先生这位南洋辛亥英雄、近代教育的先驱者，不愧是南洋的一位高人。
然而，这位老人在创造和设计素质教育的同时，也谈到了“应试教育”。
清华学堂（清华学校、清华大学的前身）始建于清朝光绪二十五年（1911年）。
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河南大学的前身）创建于民国二十五年（1912年）。
河南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所学校？
这无疑是河南前辈们对当时河南教育的“顶层设计”。
《布告》中说：“国强则学，省强则学。河南学战生不足，不能与国争，不能与外省争。”学战生不足的一个显著例子是，1911年以前曾有三批庚子赔款留学生出国，但没有一个是河南人。按照当时按地区人口分配留学名额的标准，河南每年应该有四个名额，但因为考试科目以外语、西学为主，河南学生成绩太差，分配的名额不得不作废。
为什么一定要去欧美留学，而不是去日本留学或者去东亚留学呢？
《公告》上说：“有人说：难道河南没有人去东道（日本）留学吗？我们为什么要准备留学欧美呢？因为他们不知道日本短暂的文明不足以造福我国；旧理论对于今天的新生共和国也不适用。百年大计，在于育人；亡羊补牢，为时不晚。日本福泽谕吉创办庆应义塾大学（庆应义塾大学），用英语教授科学。其理由，值得深思。尤其事关重大，经费难以筹措，有好心人热心赞助、捐款，挽救不光彩、名声不好的河南，难道是我吗？看得心生芳香。” - 作为日本近代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日本近代教育之父”，福泽谕吉于1858年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高等教育机构——庆应义塾大学。它从“荷兰学派”和“英国学派”起家，向荷兰、英国学习，1868年改名为庆应义塾大学，面向欧美，仍以英文授课。1899年起，像唐朝使臣一样，派遣留学生出使欧美。河南是要发展科教、教育救国，又何必吃日本啃过的面包呢？！-“对今天的新生共和国不适用。”
“唉呀，夜复一夜，漫漫长夜何时才能结束呢？我的父亲们、长辈们、兄弟们，你们即便不为自己的人格和人权感到悲哀，难道你们就不为子孙后代感到可惜吗？”
身为教育工作者，杨鹤庭心疼子孙，所以他决定让未满11岁的儿子杨廷宝去参加科举考试——尽管“报名资格”要求“年龄在十三周岁至六十周岁之间（当时户籍管理还不严格，年龄应该不是问题）；能说流利的汉语；会做加减乘除”。
杨廷宝告诉父亲，他不会“写文章”，父亲就教他写文章的“套路”。
初生牛犊不怕虎，1915年6月，杨廷宝在父亲的鼓励下，远赴800里外的开封，报考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
公布结果当天，杨廷宝满怀希望地望着名单，却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留级生”名单的倒数第二张上：“公示”上写着“临时开设两个英语班，每班限60人”，即A班和B班。另外，还有30名留级生。
然而“预备生”中却有位家世显赫的子弟，聚众闹事，结果新成立了C班，30名预备生，全部被录取。
1915年9月，杨廷宝入河南留欧美预备学校。
几十年后，杨廷宝先生回忆起这段往事，向他的学生齐康院士感叹道：“运气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有时候在生活的洪流中，它会把你推到岸边。”
在清华大学，杨廷宝“设计”了自己的未来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