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推进新疆考古工作，对于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构成模式和发展过程、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中新社记者：孙自发
总字符数：4512
预计阅读时间：13 分钟
丛德信，男，1963年4月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学术专长为边疆考古、汉唐考古，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2007年至今）；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丛德信专业领域主要为新疆史前考古、汉唐考古，迄今已发表相关文章、报告40余篇，目前主要开展新疆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研究。
丛德新研究员在新疆阿敦乔鲁遗址发掘现场拍摄。图片由丛德新供图
2021年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周年，新疆作为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备受考古界和社会各界关注。在辽阔的新疆大地上，遗址（遗迹）的发掘和研究有哪些新发现、突破和进展？新疆是如何成为千百年来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重要地区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考古研究室主任丛德新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东西方问题》栏目专访，对上述问题作出权威解读。他表示，新疆考古的非凡岁月，诠释了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历程。
丛德新研究员在北京的办公室。中新社记者孙自发摄
史前东西方交流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
丛德新介绍，中国新疆地区的考古研究一般分为汉朝开辟西域前后两个阶段，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汉朝开辟西域之前又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早期铁器时代等多个时代。
新疆旧石器考古工作始于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取得了吐鲁番阿斯塔那遗址、阿克苏哈拉玉尔根遗址、疏附阿克塔拉遗址、哈密七角井遗址、塔什库尔干吉日嘎遗址等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虽然最初的分类依据是细石器和大型打制石器，但初步研究表明，片状石器的特征与华北地区旧石器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近年来，新疆又发现了一些新的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其中以距今5万至4万年的阿尔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和布克赛尔县骆驼什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存尤为重要。通天洞是典型的洞穴遗址，历史悠久，遗迹丰富。石器制作的新文化因子——勒瓦娄哇技术开始出现，显示出与欧亚旧世界西部的交流趋势；骆驼什遗址的石器制品以石叶技术为主。科研人员初步推断这是一处露天石器加工制造遗址，并认为在宁夏水洞沟、俄罗斯阿尔泰地区、蒙古国等地也发现了类似的石器组合，显示了石叶技术的南北交流路线。
以阿敦乔鲁、小河墓地为代表的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一系列考古发现表明，新疆沿天山自东向西分布着独特的青铜时代考古文化遗存，它们既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又与周边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研究表明，阿尔泰地区的切穆尔切克文化可追溯到公元前3千年晚期，其影响可能已达新疆西天山地区；罗布泊小河墓地人群独特的生计形式、葬俗和古DNA特征，表现出与环境相适应的渔猎采集和有限的畜牧种植等特点，以及现存古代欧洲人群与东北亚人群融合的特征。研究表明，这些特征很早就开始出现了。
新疆阿敦乔鲁遗址房屋（F1-F3）。图片由丛德新提供
丛德新长期领导博尔塔拉河流域阿东乔鲁遗址及墓地的发掘和研究工作。他表示，在青铜时代，新疆西部存在着一个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互动带/圈，彼此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同时，从测年数据来看，以阿东乔鲁为代表的遗存可能在距今4000年前后就已出现并延续，文化内涵呈现出传统而丰富的特点，而非此前单线传承发展模式的产物。事实上，这里一直与周边地区存在着密切的交流与互动。
丛德新特别指出，在阿东乔鲁遗址、小河墓地、通天洞遗址等青铜时代遗存中，都发现了距今4000年甚至更早的小麦、粟、粟等农业遗存，说明当时来自西亚的小麦和来自华北的粟，已经随着人们的迁徙，聚集在新疆，并生根发芽，被后来的人们传承下来，由此带来的文化交流也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着。
同时，小河墓地人群的多样性和阿敦乔鲁发现的较为常见的铲形门齿也表明东西方古代人群在新疆及周边更广阔地区融合的时间要早得多。这种深层次的交流与融合以一种人们以前不熟悉的形式存在。古DNA研究表明，古人骨骼的变化逐渐形成了融合的特征，并不是非此即彼。
同样在西天山及周边地区，近年来通过细致的考古调查，发现了一批分布在海拔2000米甚至更高的青铜时代遗存，其中在以阿东乔鲁为代表的博尔塔拉河流域获得了一批代表性材料，对于解释当时可能出现的游牧生活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丛德新强调，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的考古研究成果均表明，四五千年前，甚至更早，新疆是东西方两大文明交流的重要地区。东西方的人们或物产在这里相遇、定居，形成了当地的传统，而后续发展形成的不同类型的考古文化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所有这些文化沉淀，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多样性，也为后来汉朝开辟西域，最终融入中华大家庭奠定了背景和基础。”
新疆阿敦乔鲁古墓石棺墓。丛德新供图
从夏商周到秦，新疆与黄河流域的交流互动更加频繁
丛德新表示，夏商周时期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发展的时期，至秦朝，中国统一国家逐渐形成和巩固，影响力逐渐覆盖西域等周边广大地区。
“在新疆，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也表明当地与黄河流域的文化交流、互动和影响逐渐增多，”他说。
河西走廊西部四巴文化的影响，在新疆哈密天山北麓考古遗址中可见一斑。在陶器形制、纹饰/彩陶纹饰等方面，与四巴文化有不少联系；在稍晚的哈密焉耆考古文化中，可见河西走廊影响的活跃和持久。
研究彩陶的学者认为，从新疆彩陶出现的时间和特点分析，其主要影响来自于黄河流域。从哈密地区开始，逐渐向西传播，这种影响在吐鲁番盆地、塔里木盆地多个遗址/墓葬出土的彩陶中都可以看到。虽然在新疆最西部地区出现的彩陶纹饰也表现出与中亚的联系和互动，但新疆东部地区出现较早、类型丰富的特点十分显著，受河西走廊乃至黄河上游地区影响的程度明显。塔里木盆地周边遗址出土的彩陶，在与东疆地区保持交流的同时，也开始呈现出自己的特点，表现出更为密切的联系。
新疆阿勒泰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天山以北西部地区以灰褐色陶器遗存为主，但在天山南北连接处的河谷地带，仍可见彩陶遗存。这些遗址/墓葬中既有与东疆彩陶特征相似的陶器，又有来自中亚的文化因素，如天山阿拉沟、鱼尔沟等墓葬中既出土了彩陶，又出土了中亚流行的青铜高圈足动物纹方盘，“融合交流的特征在这样的通道中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丛德新指出，可以说，从夏商周至秦的历史时期，新疆作为东西方文化纽带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和重要。在《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先秦文献中，开始出现有关西域人文、山水的相关内容，可见当时西域与中原地区交流的深度。
近年来新疆若羌县发现的黑山岭遗址，被证实为大型古绿松石采矿遗址，矿坑多达110余处，是迄今为止新疆发现的最大古采矿遗址群。
“这是目前我国最大的绿松石开采现场，初步检测数据推翻了新疆古代绿松石产地来自西方的旧说，这与‘彩陶来自西方说’随着新发现和深入研究而被摒弃的过程如出一辙。”丛德新说。
新疆小河墓地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张骞出使“藻空”为促进东西方文明交流提供了途径
丛德新表示，西汉张骞出使西域的意义，被史家誉为“开天辟地”，可见其在东西方交流中的重要性。这意味着西汉中央王朝正式踏足西域，与西域交流之路开始打通。《史记·大宛列传》以张骞在西域的所见所闻为基础，记述了当时西域的匈奴、大月氏、乌孙等众多部族和风土人情，成为西汉时期中原人了解西域最重要的资料。
张骞出使西域，一方面使中原人更加了解西域的山川、人民，另一方面也向西域展示了汉朝的文武成就，扩大了中央王朝的影响力，在汉武帝治理西域的国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启了西汉中央政府对西域的一系列举措，也成为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的前奏。
同时，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丝绸之路，为促进东西方两大文明在物质、文化等多方面的全方位交流提供了途径，也成为古代中国了解西方世界的重要窗口，意义深远。
中央王朝从什么时候开始统领西域？丛德信介绍，汉武帝决心经营西域，在积累了足够的国力后，利用一系列战争，压制西边匈奴势力。公元前60年，汉朝正式将西域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在乌垒（今新疆轮台县境内）设立西域都护府。
新疆轮台县奎玉克西海尔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西域都护府是汉朝政府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机构，代表中央行使主权。西域都护府掌管西域广大地区的军政事务，是汉朝在西域的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此外，汉朝在伊循-米兰设立伊循郡，负责军事耕耘；在车师-交河设立军事耕耘郡。后来，公元前48年又改为无极郡，统领车师前后，共同抗击匈奴。至此，汉朝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管辖正式形成。
丛德新指出，寻找汉代西域都护府遗址是新疆考古的重要课题之一，考古工作者一直在轮台持续进行细致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继续在轮台县奎玉克西海尔古城、卓尔库特古城等地开展田野考古工作，并取得重要成果。
新疆轮台县卓尔库特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奎玉克西海尔古城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城址由城墙和城内高台组成，城墙周长约900米，残存墙高1至2米。最新发掘表明，在城内高台地区发现了早、晚期遗迹及房屋遗迹。发掘者认为，城址早在春秋中期至战国时期就已出现，并伴有护城河、城垣等设施，西汉初期达到鼎盛，西汉中期以后逐渐废弃。
卓尔库特古城位于轮台县东南部，在内城东部高台北部地区发掘，发现平面略呈长方形，周围有墩台、角楼等建筑的高台城址，主体建筑年代为汉代。高台建筑在战国—西汉、东汉、魏晋时期经过三次大的修缮重建。发掘者认为卓尔库特古城是丝绸之路北道上汉晋时期高水平的大型中心城址，为寻找西汉西域都护府遗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资料。
丛德新说，这两座城址的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拓宽了考古研究的视野，提供了比以往对西域都护府遗址的探索更加具体甚至是关键的证据。“相信随着研究的深入，最终发现西域都护府遗址会越来越接近目标。”
新疆轮台县卓尔库特古城高台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加强丝绸之路研究 未来新疆考古将有巨大潜力
丛德新指出，新疆是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黄金通道。跨越汉唐的丝绸之路，主要是指从长安出发，经甘肃、新疆，连接中亚、西亚和地中海的陆路通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新疆目前发现的许多考古遗址都与丝绸之路有关。”
他说，近年来新疆汉唐城址考古新发现，如汉代西域都护府、唐代北庭都护府、安西都护府等汉唐城址，对丝绸之路考古研究具有深远而广阔的意义，使丝绸之路研究更加有说服力。特别是尉犁县卡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群的发掘，对于解读唐代西域交通路线和军事防御体系的内涵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丝绸之路研究的内涵越来越深刻、内容越来越广泛，新疆考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在南北疆进行了一系列发掘，如奇台唐朝墩古城、博乐达勒特古城等考古新发现，都是丝绸之路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起到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新疆克耶阿克都克烽火台遗址。图片来源：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
丛德新谈到了未来丝绸之路考古的三种主要国际合作形式：中国学者将“走出去”，在国外开展发掘和研究合作，推动丝绸之路的深入研究；在更多的考古和科技领域开展更深层次的合作，联合发表研究成果，推动丝绸之路考古科技水平的提升；中外联合申请文化遗产等项目，提升相关领域的国际影响力。
“近年来，在国家的统一指导和推动下，新疆考古工作统一部署、多方协作、多单位配合，无论是在青铜时代考古文化类型的解析上，还是在汉唐时期遗址（城址）认识的深化上，还是在丝绸之路的研究上，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说，新疆是中国幅员辽阔的地区，占全国土地面积的六分之一，独特的区位优势使得新疆考古与周边地区考古的对接与互动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因此，未来新疆考古工作潜力巨大。”
丛德新强调，新疆后续考古研究要重点关注旧石器时代晚期考古文化分布、青铜时代考古文化与生计模式、以西域都护府为代表的汉代城邦研究、唐代军事驻防制度、石窟寺考古等，发挥在中国边疆考古领域的引领作用。不断推进新疆考古，对于认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构成模式和发展过程，以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