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太多悬案的中国音乐文明史，在历史上，特别是礼乐制度盛行的先秦时期，中国音乐究竟曾达到怎样的高度呢？两千年来，传统音乐理论里所推崇的那所谓“宫、商、角、徵、羽”五正音当真就是中华音乐文明的“正统”之音吗？随着曾侯乙编钟得以出土，这所有一切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如图所示之物为曾侯乙甬钟，编钟于进行摆放之际，处于最上层的乃是钮钟，居中间以及下层位置的钟被称作甬钟，当中重量最大的重达203公斤，重量最小的仅有8公斤，每一件甬钟在其外部表面皆刻有“曾侯乙作（持）”以及与音乐相关内容的铭文。
1977年9月，地处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城郊的擂鼓墩，有驻军，原本是武汉军区空军后勤雷达修理所。在此期间这个所正在扩建营房，于东团坡山岗进行开山平地作业时，突然挖出一片“褐土”，其颜色和地面颜色差别极大，接下来继续往下挖掘，推土机推导出了青灰色的膏泥以及石板，之后部队很快就向随县县委报告了这件事 。
接到报告的随县县委并没有对此给予足够的重视，施工继续。
1978年2月，于褐土层之下，又挖掘出长2米多、宽1米见方的长方形大石板，部队领导深感事态严峻，即刻下令停工，且再度向随县县委进行汇报。同年3月，湖北省博物馆考古队队长谭维四带领勘察组赶赴随州实地开展勘测。不久，初步勘测的结果便呈现出来：这片“褐土”的下方，存在一个面积为220平方米、比长沙马王堆汉墓大几倍的“超级古墓”！
这张图呈现的是曾侯乙墓墓室从上方俯瞰的全部景象，被发掘的消息一经传出便在那时引起了相当的轩然大波，当时随县县城仅仅只有四万多人口，然而蜂拥到墓区去围观的民众数量却达到了两万之多，由公安人员、民兵以及解放军共同构成的人墙多次被群众冲破，一直到空军派遣直升机去拍摄墓区的整体画面时，才成功劝服一部分群众暂时撤离现场从而得以拍照 。
这座古墓被区分成北室，东室，中室，西室。于中室出土的青铜类礼器以及乐器之上，绝大多数都存有“曾侯乙作（持）”这样的铭文，这显示出这些器物全部是属于“曾侯乙”的，这毫无疑问便是墓主人的姓名。如今我们已然清楚，墓主人是处于春秋战国时期“曾”（随）国的一位君主，“侯”是其所得的爵位，“乙”是其所用的名字。
黄景略，国家文物局考古专家组组长，其表示曾侯乙编钟的完整程度达到了绝无仅有的地步，在出土的同时，还伴有许多其他乐器，这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而言，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贡献；曾侯乙尊盘乃是中国青铜时代的顶尖之作，它体现了青铜铸造工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然极为成熟，具备很高水准。总归来讲，依据考古发现，曾侯乙墓是反映春秋战国时期情形的极为关键的发现之一。
曾侯乙墓出土的文物，数量极为惊人，数量达到15000余件，其中存有大量的稀世珍宝哟！有的，就像曾侯乙尊盘，它那镂空的纹饰可是把先秦时期最为高超的工艺给展现出来了，它的铸造水平差不多算得上是中国青铜时代顶到没法再超越的高点；还有通身都是镶嵌着宝石的建鼓座哩，它是由数十条有着互相交织、拧劲儿盘绕形状的龙拼凑搭配形成的，那些龙的样子十分活灵活现、灵动逼真，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像是热烈欢腾、激情澎湃燃烧的火焰热烈氛围，这里面实实在在含藏着一种比较能够引发人丰富想象、充满生机活力释放的文化精神；另外木雕彩绘鸳鸯盒是由头部以及身体这两个部分给组合而成的，在它身体双侧画着具有特别重大历史价值意义的撞钟图还有击鼓图呀，图里面那种好像是人又好像不是人的特别奇幻的想象念头，有着简洁精炼同时又浪漫无比充满诗意的构思想法，没有一处不体现出中国古代楚文化那特别吸引人、很具魅力非常迷人的艺术特色呢。
那个位于上方的图，是楚惠王赠送给曾侯乙的钟上面的铭文，就是这段铭文，清楚明晰地揭示出了曾侯乙的身份以及其下葬的年代，与此同时，还反映出了当时曾、楚两国之间的关系。下面的那个图，是曾侯乙编钟出土的现场，积水还没有完全被排干，编钟已然露出了全貌。
然而，这批里头堪称国宝级别的宝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那个得到名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之称的曾侯乙编钟 。
2001年2月，编钟（复制件）前往巴黎进行展出，在那段时间里，法国总统希拉克不停地称赞，他说道：“这是绝对的杰作。”之后又接着强调：“这是人类的奇迹。”。
是的，这的确是人类的奇迹，是中国音乐史上的奇迹。
全套曾侯乙编钟，是由多达65件青铜乐钟以及钟架共同构成的。其中，编钟钟架，是由长、短不一样的两堵立面垂直相交而成，一共三层8组，其气势十分恢宏；钟架重量为1665公斤，在它上面承负着重达2755公斤的钟体以及挂钟构件，经过了2400年这么长的时间，仍然伫立在那里，没有什么变化 。
展出的物件呈现的是曾侯乙墓出土的建鼓座，一根粗壮的木柱穿过鼓身垂直于地面插入到建鼓座内。在当年进行发掘的现场，积水慢慢被抽走的时候，因为巨大鼓身脱离了水的浮力，遭受腐蚀的木柱再也没法承受支撑鼓身的重量进而折断倒地，留下了那次考古发掘里最为大的遗憾。
那整架编钟，其放置呈现出有序之状，条理清晰得很，使得钟架达成了最为饱和的一种状态，还给进行演奏的人，带来了具有适宜演奏那般便利的条件，充分彰显出当时乐师构思中的巧妙以及严谨之处。编钟的铸工十分考究，纹饰极为精细，并且在墓坑的积水中长时间浸泡，然而却丝毫没有出现锈蚀的情况，直至如今依旧闪耀着青铜的光泽，此种罕见的抗锈蚀能力，着实令人惊叹到了极点。它们跟钟架上仪容显得端庄的青铜武士以及武士托举着的彩绘大梁融合为一体，宛如一尊有着凝重秀美之感的巨型雕塑杰作。
曾侯乙编钟的出土，震惊了中国乐坛。
湖北在六七月期间，所处的是高温季节，日平均气温是在36摄氏度之上的。在1978年6月28日，文化部文艺研究院那边的音乐研究所里，有音乐学家李纯一、黄翔鹏、王湘这几个人，应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的邀约，来到了随县，去考察编钟等出土的古老乐器。他们针对全套编钟，逐个去开展测音。最后的检测结果表明，曾侯乙编钟的音域跨越达到5个八度，仅仅比现代钢琴少一个八度，其中心音域里12个半音是齐全的，能够演奏较复杂的中外乐曲，结论一出来，三位专家竟然兴奋到手舞足蹈 。
是曾侯乙墓的彩绘乐舞鸳鸯盒，正是它身上所具有的图案，启发了考古人员，让考古人员由此联想到编钟的敲击方法。
有编钟的钟架特写，钟架是铜木结构，其全长大概10米左右，它上下一共具有3层，是由6个佩剑的青铜武士以及几根人形圆柱所承托的 。
与考古专家们进行分析论证之后，大家觉得仅仅“只见其形、不闻其声”这种情况不算作认识编钟，只有敲响它，才能够体现出其价值。
8月1日下午，一场音乐会在驻随炮师某部礼堂举行，在那场音乐会呢，是历史上第一场，而且还是唯一一场曾侯乙编钟原件演奏音乐会。曾侯乙编钟已沉寂两千四百多年，在那场音乐会中它重新向世人发出雄浑又浪漫的千古绝响。那场音乐会是独一无二的，并且担了风险。重新组装复原后的编钟重达10吨，木质横梁泡在水中有两千多年了，如今能不能支撑得住呢？特别是部队礼堂的地板，能不能承受这前所未有的重器呢？为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在礼堂舞台地板下层层加固 。
编钟首次奏响该选啥乐曲呢？曲子得展现“古今中外”，这是最终的决定。于是，音乐会开篇是《东方红》，随后是古曲《楚殇》，又有外国名曲《一路平安》，还有民歌《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最终以雄壮的《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小时，演出结束时，听众一时“痴迷”，停顿几秒后才掌声雷动，好多人泪水涟涟。
这仅仅是一个开始。
对曾侯乙编钟，随后展开了更深入的研究，一步一步地，揭示了它更大的价值，以及意义。
它的冶铸技术是怎样的呢，就拿全套编钟的铸造来说，这一过程经历了造型，还有浇铸以及铸后加工，造型工艺涵盖了塑样，还有制模，再就是作范，最后是装配铸型，铸型都是由陶范组合而成的，一件甬钟的铸型需要用到136块范、芯，其复杂程度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最奇妙的是钟的合金比例，钟的合金比例合适与否，会对乐器的声学性能，以及机械性能，还有铸造性能造成重大的影响，《周礼·考 工记》里有关于这个比例的标准，那就是“金有六齐（剂），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曾侯乙编钟的合金剂量正符合铜6锡1之比。
有一种令人称奇的技术，是曾国工匠所具备的高超编钟调音技术。关于调音这件事，大家相对比较熟悉，因为无论何种乐器呀，都一定要调出最为恰当的音准，如此才能够有尚佳的表现。那么古人究竟是怎样对青铜编钟进行调音的呢？曾侯乙编钟的各个钟呀，在铸造之后都经过了磨砺加工，这一点是从钟体鼓部没有纹路的地方都有着极其细微的横向擦痕而得知的。这种细腻的磨砺处理好了钟体的铸后缺陷，不仅让钟体变得更加美观，而且也对钟的发音有益。在《周礼·考工记》里面也有记载，“薄厚之所震动，清浊之所由出……钟已厚则石，已薄则播”。这句话告诉我们，是磨砺改变了钟壁厚度，有效改变了其频率，使得每个钟上的两个音，都达到准确要求。全套曾侯乙编钟的调音加工，不仅获得了频率的准确，还顾及了音色的好坏。
在铸造技术方面，曾侯乙编钟制作极为精美，花纹特别繁缛，并且隐含着一项名为“双音钟”的技术。那究竟什么是“双音钟”呢？当去敲击任意一个钟的正面以及侧面的时候，能够发出两个不一样的乐音！甚至在同时对一个钟的这两个部位进行敲击时，两个音会产生和声效果。能够想象到，当我们开展合唱的时候，由两个人以上发出和声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是要是说让一个人发出和声却是匪夷所思的，然而曾侯乙编钟却可以做到。这实在是不可思议。而且在发现它那不可思议的“双音钟”技术之后，还救了一个人。
最初，已无人识得曾侯乙墓中出土的均钟，其形如棒槌，器身狭长，岳山低矮，共鸣箱小到使乐器失却实际演奏价值，经著名音乐学家黄翔鹏先生考证，该器就是《国语》中所载专为编钟调律的“均钟”，是一种古代的正律器，的确不是用于实际演奏的乐器，《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一个叫伶伦的人，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将雌雄凤凰的鸣叫声当作标准，选用溪山谷中圆直且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从而成为乐律的创始人，均钟身上多处彩绘着一组12只的凤鸟，这恰恰是伶伦以凤凰鸣叫声为标准制定12律的象征。
在1977年的时候，著名的音乐学家黄翔鹏，完成了针对西北四省的音乐文物考察，之后，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石器和青铜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首次对“双音钟”，这个中国先秦人在音乐方面的伟大发明，予以了披露。这一披露就如同一块石头激起了千层浪，黄先生的观点，受到了当时学术界多方面的非难。哪怕是中国音乐史方面的巨擘杨荫浏先生，也带着忧虑对他讲：“黄翔鹏呀黄翔鹏，你这个说法可是在历史方面没有依据的啊！”。
然而，黄先生着实是极为幸运的呀！文章发表的第二年，曾侯乙编钟就出土啦！那64件青铜编钟，除去楚王钟之外，每一个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证实了有关“双音钟”的猜想呢！再加上每一个编钟上对着那种种音响的阶名、律名的标音铭文、这就使得人们毫无疑虑地确认了先秦“双音钟”这一伟大发明是存在着的。
存在这样一个图，它所展示陈列的，正是曾侯乙编钟上面有关乐理方面的铭文。钟铭被发觉发现之后，致使达成了人们对于乐律，在中国先秦时期的水平认知，发生了彻底的改变。有好多诸多的，关于先秦乐理的难解之谜，都是在曾侯乙编钟的铭文中察觉到找到了答案。
这是一项堪称伟大的发明，其具备的重大价值，能够讲绝对不在中国古代那被称之为“四大发明”的事物之下 。
四大发明里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以及活字印刷，要么有着一定的偶然性，要么过分依赖既有经验与长期应用。在更高层次的理论“原创”这点儿上，远远比不上“双音钟”。大量研究显示，那时的工匠于音乐声学以及乐器制造领域已掌握了丰富知识与高超工艺技能。要将多达130个音毫无差错地实施于65口大小各异的青铜乐钟上，这在两千多年前的“双音钟”构想实施和应用中，是最让人难以想象的。就算是在如今科学技术已然发达的状况之下，要是没有那已经出土的曾侯乙编钟当作参照的话，这也会是一个并非不大的难题呀。
事实也证明，这并非耸人听闻。
自1979年5月起，在国家文物局的主持之下，在湖北省博物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这两个单位加上了还包括的武汉机械工艺研究所等，总共一共是7家单位联合起来，成立了曾侯乙编钟复制研究组。研究组历经5年多的反复试验，又经过试制，才终于在1984年7月成功地复制出了“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而那时候当年研究及复制所耗用的资金，高达百万之巨。
图2
展示为曾侯乙编磬出土现场的是图1，图2呈现的是曾侯乙编磬，编磬属于中国古代用于敲击发声的石器具类之物，曾侯乙编磬是我国先秦时期编磬里件数多达32件且数量最多的那一套。
“双音钟”这类发明，能够达到把一个钟充当为两个钟的效果，进而实现了铜料节省一半的目的，同时，在编钟演奏便利方面有着出色表现，与一钟一音的情况相较，钟的数量削减了一半，演奏者来回跑动所涉及的距离也减少了一半，甚至达到了抬手就能触及的程度，将来回跑动的麻烦予以省去，然而，它针对编钟相关以及钟架的设计而言，均提出了极为高的要求。
到如今，我们已然清楚，在春秋战国那个时期，中国的音乐文明已发展至一个令人惊叹不已、为之折服赞叹到极点的程度。然而，这个程度还不清楚。在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前，它一直呈现出模糊不清的状态。
秦始皇将六国统一，后又实施焚书坑儒之举致使六国文化被灭，如此一来令我们没办法知晓先秦时期当地音乐的水平状况，就拿一个极为简单的例子来讲，对于七声音阶，人们都认定是从欧洲那边传来的 。
历经两千载，经由汉儒之手得以留存至今的音乐理论，被视作华夏音乐的“正统”。自西周起始，正统的“雅乐”仅仅采用“宫、商、角、徵、羽”（以简谱呈现便是1、2、3、5、6）这五声音阶，历代的儒家，特别是宋代以来推行“复古”的文人儒士，更是对“五正声”加以推崇，竭尽全力去排斥五声音阶之外的偏音——“清角、变宫、变徵、闰”（用简谱表示为4、7、#4、b7），这些偏音不但绝不可以加以使用，还被指斥为并非华夏正声的异端，是有违中正平和的。因此，七声音阶一直被认为是舶来品。
19世纪六十到七十年代期间，具有文史专业巨大影响力的郭沫若先生创作出了一篇文章，在此文中探讨了《战国策》里荆轲向燕丹辞别于易水之时所吟唱的“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首歌曲运用的是“变徵之声”，然而这用作“变徵之声”尽管并非华夏正统的经典韵律，所以他又自行给自己的观点找理由解释说，这般作为“变徵之声”应当当属是从西方地带传入而来的，并非华夏地区所拥有的标准优雅音韵类型——郭沫若先生话语当中所蕴含的潜在意思就是荆轲先生一个不小心就唱出了带有外国风格特色的音调，真的是让人感到十分惊讶。可是针对于荆轲所吟唱的“变徵之声”属于并非华夏正统优雅音韵类型这样一个观点内容，在音乐史学研究领域当中对于此情况向来是不存在任何争论意见的，看起来好像应该就是当时整个学术研究领域范围之内大家共同存在的一种认知观念。
然而，对照曾侯乙编钟的铭文，再连同其音响进行分析，清楚地表明，编钟的基本音阶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七声音阶，其偏音“清角”和“变宫”这二音赫然在目，它的结构与今日通行于全世界的C大调音阶，也就是用简谱表示为1、2、3、4、5、6、7的音阶完全一致。甚至就连其“宫音姑洗”的绝对音高，也正对应于现代钢琴的“中央C”，为256赫兹。曾侯乙编钟凭借无可辩驳的事实告知世界，我们的先人早就创造并在使用七声音阶，舶来之说不攻自破。
被称作“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曾侯乙编钟，可是国宝里的国宝。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四百多年的曾侯乙编钟重新见到了天日，这属于我国文物考古史上上前所未有的发现，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在世界引发了震惊。
在对编钟铭文进行系统研究之后，音乐学家有了更大的收获。
曾侯乙墓出土了全部65口青铜编钟，这些编钟之上均刻有铭文。其中，除了楚惠王赠送的那只钟，其所刻铭文与乐理并无关联之外，其余64口钟上，以及钟架和挂钟构件上，刻有3700余字铭文，实际上，这3700余字铭文乃是一部久已失传了的先秦乐律学史。
编钟音响与这些铭文彼此相互印证了，这更增添了其永不磨灭的光辉。中国古代十二律的律名，最早在《国语·周语》里被完整记载，它们是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后世一直沿用这些律名，它们成了如今仅有的一套传统律名。曾侯乙钟铭文中出现了十二律以及其异名，数量多达28个，其中大部分早就失传了，现在的人很少知晓。
仅有一部的，先秦乐律学领域的典籍，曾侯乙编钟铭文，带来了先秦音乐史无可挽回的彻头彻尾的推翻重写。它让我们切实地强烈地感受到，历经数十年层层渐进直至完备的整部中国音乐史，需要再度进行审视估量。曾侯乙编钟的现世，首次在彻头彻尾方面，对以文献作为主要史料根基、存在浅显易见限制的传统中国音乐史，给予了根本性的撼动。
曾侯乙墓十弦琴
唐代九霄环佩琴
琴，在西周时就已非常流行而且到了晚上更是如此，《诗·关雎》里有“琴瑟友之”这样的辞句出现。曾侯乙墓出土的十弦琴可算是目前知道的年代最早的琴的实物，它和我们现在看到的七弦琴不一样，这种琴有着早期南方形态被当成传统古琴。它存在多出3根弦的情况，这联系到演奏手法、音乐风格、音阶韵律以及琴的音响性能等一系列变化，很值得进一步去研究。
曾侯乙墓排箫
清宫排箫
汉代石刻中有排箫的形象，魏晋造像里也能见到排箫的形象，哪怕是隋唐壁画中同样尚有排箫的形象，然而往后就很难寻觅到排箫的踪迹了。曾侯乙墓挖掘出了2件排箫实物，这是到现在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竹制实用乐器。它跟河南鹿邑出土的商代骨排箫造型一样，和淅川下寺春秋楚墓出土的石排箫造型也是一样的，都是由13根高低不齐的小竹管并列在一起缠缚而成的。清宫排箫是清儒依照古人文字记载想象出来的，它长管在两边，短管在中间，形状如同双翼。
曾侯乙墓笙
清宫十七簧笙
笙的起源极为早远，并且始终一直沿用至今，现今通行于全世界的键盘乐器，追溯它的源头，最早能够上溯至中国的笙 ，在曾侯乙墓中所发现的5件笙乃是这种乐器比较早期的形态 ，值得珍贵的是墓中还保存着带有调节音高的点簧物的竹制簧片 ，其舌与框的缝隙之间甚至很难连发丝都 完全合乎科学的发音原理 。
曾侯乙墓瑟
扬州文庙清代瑟
对于瑟这种久已失传的古乐器来说，虽不是首次被发现，但是本次曾侯乙墓出土的瑟而言，在年代方面较早，数量达到了12件，而且多数情况下保存得较为完好，这在考古历史上堪称十分惊人的情况。特别是这些瑟在造型、制作，以及彩绘方面精美程度极高，这是以往出土的古瑟中非常难以见到的。墓中有着多达1358枚的瑟柱，凭借其不同的形制、尺寸、选材，还有用材方法，充分反映出当时人们追求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
曾侯乙墓建鼓
清宫建鼓
建鼓有着悠长历史，在三千年前的商代到西周之际就已存在，是我国最早出现的鼓种里头之一，在战国时代被广泛运用。曾侯乙墓出土的这面建鼓，鼓是实物进行复原的，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我国年代最早的建鼓实物，距离现在有着两千四百年历史。鼓框是用木头制作的，两面都蒙着皮，鼓身中间有一根木柱垂直贯穿，并且稳固安置在建鼓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