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睹遗址，感受历史沧桑
经过七十年岁月洗礼，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牺牲将士的安息之地依然维持着原有气派与规整格局，建筑形态肃穆雅致，引人敬仰。该陵园汲取了罗马式建筑元素，展现出别具一格的西洋风格。1933年，在海外侨胞大力支持下，由建筑名家杨锡宗主持规划，这座陵园得以落成。站在陵园的空地上，抬头望见那座圆形的罗马风格建筑在晴空下格外壮观，建筑前方正中，一座20米高的花岗石纪念碑稳稳矗立，默默讲述着七十三年前那场影响全国的战役。广州在战争收场后的次年就着手建造了这片纪念地，其规模之宏大，足以证明当时的重视。
陵园昔日的正门，如今已是先烈路上的凯旋门。
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的纪念碑，采用仿古罗马的建筑样式，反映了1932年那场全国瞩目的战斗。华侨们出资兴建的陵园，既是对浴血奋战将士的追思，也是对民族气节的弘扬。纪念碑上的铜制士兵雕像，手持枪械，背负鼓盔，显得雄壮而肃穆。那两尊铜狮和八个铜制宝鼎的摆放方式，究竟暗含着“一百二十八”这个数字，还是仅仅是一种偶然，到现在大家看法不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铜质雕塑、铜像和铜鼎，都是出自著名艺术家尹积昌之手重新铸造的，不过到了1938年日军侵占广州的时候，它们全都被搬走用来制造武器了。
陵园南边，有一座花岗岩的方形纪念碑，庄重地伫立在那里，碑上镌刻着两千九百五十位英灵的名字。东面是“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墓”，西面是“淞沪抗日阵亡战士墓”，两者分别摆放着水泥棺椁和安息着牺牲将士的遗骸。最南头，由戴戟书写的抗日亭，更是突出了陵园的中心思想。
蔡醒民是蔡廷锴的后代,他讲述了自己幼年时的经历,当时是1945年,第一次到访陵园,发现那里相当冷清。后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陵园被改成了菜园子,回廊变成了蔬菜售卖点。好在文革结束后,祖父的几位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部下,上书建议成立陵园的管理机构,这个建议得到了采纳并最终实施。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陵园管理部门着手实施园区修缮工程，包括开辟林荫步道、建造东向入口、落成陈列中心等举措。一九九七年，还成功雕琢了纪念淞沪战役的巨型浮雕，用以铭记那段峥嵘岁月。
今年当局再度投入资金对陵园实施修缮，包括增设无障碍通道等设施。在陵园内闲逛之际，时常可以瞥见长者们在树荫里纳凉、活动筋骨。行至蒋光鼐与蔡廷锴两位将军的安息之地前，蔡醒民向我们道出了家族的一段往事：1997年陵园改建期间，他们亲属曾恳请将祖父的骨灰自北京八宝山公墓迁回此地，此诉求最终获得官方应允。这些年，每逢“一·二八”日以及清明时节，他们总会前往陵园祭奠，借此抒发对逝者的崇敬之情，寄托哀思。
淞沪抗日陵园为何选址广州？
淞沪会战虽然在上海发生，但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却建在广州。这个情况，跟十九路军的构成有很大关系。这支部队主要由广东人组成，总指挥蒋光鼐是东莞人，军长蔡廷锴来自广东罗定。而且，军里还有很多罗定人。蔡醒民还提到，蔡廷锴讲武堂的另一位同学黄汉廷也接到了返回家乡河源市和平县征召入伍的命令，并负责组建了六十师二三百七团。在一二八淞沪战役期间，来自和平县的有五十余名士兵不幸战死，受伤的更是不计其数。考虑到这些情况，一九三三年在海外侨胞的资助下，十九路军淞沪抗日牺牲将士陵园于广州落成。值得注意，1932年，和平县民众便自行集资，建造了为纪念淞沪战役中牺牲的和平志士而立的石碑，该碑的落成时间比陵园的建立早了约半年的时间。
和平县境内矗立的淞沪抗日和平英烈纪念碑，默默讲述着往事。1932年1月28日，日军司令盐泽向十九路军递送最后通牒，要求其撤离闸北，然而十九路军毫不退让，致使“一·二八”淞沪战役就此打响。十九路军在此次战斗中，面对敌方十万海陆空大军，自身兵力仅三万，处于明显劣势，经过长达半年的激烈交锋，最终迫使对方更换了三位主帅，并达成了《淞沪停战协定》。
现在，尽管战场的喧嚣已经平息，可是那些奋勇抵抗侵略者的战士们，依旧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记忆里。根据十九路军淞沪抗日将属广州联谊会所透露的信息，目前仍然存活的十九路军成员仅存三人，分别是经济学家朱伯康，他曾经在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政治部担任重要职务；还有百岁高龄的李振强，尽管因病导致无法说话，但他所经历的抗日战争依然令人深受触动；此外，还有一位老兵，目前身体状况良好，正在家乡河源和平县过着安稳的生活。
朱伯康先生，曾担任政治部主任，后成为经济学研究者，如今已是九十九岁高龄，依然对过往历史有着清晰的认识。他于1907年诞生在浙江省温岭县，因从事抗日宣传而引起特务的注意。在一·二八事件发生后，他主动加入十九路军，和战友们一同奋战。现在，尽管他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但那段艰苦的战斗经历，始终在他脑海中难以忘怀。
朱伯康在“一·二八”淞沪会战中负责总指挥部参谋工作，具体负责战时通讯事务，同时协助老师华振中完成战况报告撰写任务。这一做法是由蔡廷锴和蒋光鼐将军共同倡导的，目的是向国内外新闻媒体发布更加精准和实时的十九路军抗日战况信息。虽然各家报纸对战斗细节的报道往往存在差异，但蔡廷锴和蒋光鼐将军最终决定以他们自己的战况报道作为权威依据。战斗停止之后，朱伯康依照蔡廷锴将军的嘱托，把淞沪会战的相关文献仔细整理为《十九路军血战史》，经由神州国光出版社发行，并且反复再版，成为考察淞沪会战以及“一·二八”事件的关键文献依据。
接着，“淞沪战役”因为国民政府签署《淞沪休战条约》而结束。虽然十九路军在好几次努力下总算保住了部队，不过最后还是被派往福建去进行剿匪。由于长期在军阀混战和剿匪中战斗，十九路军士兵们大多不想再打内战。
1933年11月，蒋光鼐与蔡廷锴等人主持下，十九路军发起了名为“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朱伯康，这位在淞沪会战中建立卓越功勋的参谋，当时出任十九路军七十八师政治主管。不过，兵变结束后，十九路军番号被撤销，部队随即实施整编并逐步裁撤。朱伯康决定前往香港避难，他加入了陈铭枢、蔡廷锴和蒋光鼐等人的阵营，这些人给了他经济上的支持，使他得以前往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继续学业，专注于财政和经济领域的研究。1937年，他完成学业回到国内，先后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以及复旦大学担任教职。
说到十九路军奋勇抵抗侵略者的历史功绩，朱伯康讲述了一段往事。他回忆起自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复旦大学的红卫兵残酷迫害，被扣上“反动分子”的帽子。不过，在某次批斗集会中，部分上了年纪的农民却挺身而出，维护十九路军的声誉，强调他们当年守护家园、抗击日寇的功绩绝不能被诋毁。
另外，蔡廷锴的后代蔡醒民也向我们介绍了他爷爷的经历。他说，自己小的时候就和爷爷住在一起，虽然还有爷爷的继室在，但他和爷爷相处的时间是最长的。他回忆起，爷爷虽然没具体讲过淞沪会战的情形，可每当自己问起，他都会很耐心地说明。蔡醒民觉得，爷爷是个既平常又认真的人，他守信用，说到做到。
祖父来自农家，只上过两年学堂，十三四岁起就学做裁缝，这种人生轨迹也许让人惊讶。蔡醒民追忆说，他的祖父李济深十八岁从军，起初是给满清卖力。他参加过许多战斗，管束军队很严，深受孙中山学说启发。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江西立下誓言，表示不再参与内战。此后，爆发了“一·二八”沪淞之战，十九路军被派往福建执行清剿任务。该部队倡导“抵抗外侮、联合共产党、反对蒋介石”，并着手组建福建自治政府。不过，这项计划于1934年被蒋介石粉碎，李济深随即离家出走海外。
李济深在海外漂泊时，游历了二十多个邦国六十多座都市，每到一处都得到侨胞们的热烈款待，同时他也做了许多关于抗击日寇、保卫国家的演讲。一九三五年，他和李济深等人于香港组成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主动响应共产党倡导组成抗日民族联合阵线的行动。一九三六年，他在广西重整了十九路军，并且公布了文告，招徕了许多旧部归附。此事却引得蒋介石关注，在多方劝说下，重新组建的军队最终划归广西序列，李济深也转回香港。
“七·七”和“八·一三”事件发生之后，蒋介石屡次召见李济深，还授予他新的职务，使得他的人生征程重新展开。他的部队曾经在桂林驻扎，也参与了桂南战役，给日军造成了很大损失。蔡醒民出生的时候，他就和祖父在桂林生活，后来全家又搬回了罗定故乡。
晚年阶段，李济深的生活方式转为非常朴素，他清楚自己过往饱经风霜，所以更加爱惜当下的日子，对后代的要求并不苛刻，只盼望他们能为国家出力，他经常叮嘱道：你们不要模仿我，你们也难以做到，倘若要效仿，务必先要有不怕牺牲的勇气，这种信念对蔡醒民产生了深刻影响。
李荣熙是十九路军在淞沪会战中阵亡的职位最高的将领，他的侄女李素欢也参与了《十九路军纪念文集》的编纂过程。
伯父李荣熙在加入十九路军之前，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政法系，学习收获颇丰，我爷爷希望他能回到广东台山老家，但他却决定独自前往日本，在士官学校专心研究马术。从士官学校毕业之后，他跟几位同学共同决定投身十九路军，连家中的三个年幼的孩子都来不及探望，其中最大的儿子当时只有十一岁。仅仅参加十九路军一年多后，“一·二八”淞沪抗战便爆发了。
十九路军在2月13日进攻蕴藻浜之前，已经与日军在八字桥、闸北等地进行了激烈交火，有效减缓了日军的进攻势头，并促使两位日方指挥官被撤职。蕴藻浜的战斗对日军具有重大意义，这里不仅是吴淞地区的天然防线，也是决定吴淞能否守住的核心地带。一旦成功夺取蕴藻浜，就会为日军开辟一条通往上海的重要通道。这处要塞由十九路军61师122旅6团3营负责驻守，营长一职由我伯父李荣熙担当，他本人负责该营的日常管理。战役期间，蔡廷锴将军直接来到61师师部，亲自参与指挥，安排部队行动，组织与日军进行激烈交战。
军长蔡廷锴视察了即将出征的士兵队伍。日军率先对3营9连的阵地发动了攻势，我方将士奋勇迎战，反复挫败了日军的多次进攻，然而代价惨重，超过一半的战士在激战中壮烈牺牲。关键时刻，我伯父李荣熙奉命带领8连和机关连赶赴前线增援。他精心安排部队配置，从两侧包抄日军，又亲自带领一百余人骑马持刃突入敌阵，与日军展开近身搏斗。但日军又派兵反扑，我方将士在蕴藻浜阵地前拼死坚守，连续多次打退日军的冲锋。这场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傍晚七点光景，我军最终彻底击败了敌人，夺回了失地，还缴获了十多挺重机枪，几百支步枪，以及几辆被打坏的日军装甲车。日军中战斗力很强的“久留米”混成旅也在这次战斗中吃了大亏，从此一落千丈。双方损失都极为严重，十九路军超过一千名士兵阵亡或受伤，第六团团长郑为楫也受了重伤，我的伯父在战斗中头部中弹英勇牺牲，据了解，他是十九路军战死时军衔最高的将领。
李荣熙于蕴藻浜车站与日军展开激战壮烈捐躯。其遗体送抵总部时，蔡廷锴将军悲恸不已。家父与一位堂兄弟赴南京料理伯父的身后事宜。了解到伯父遗有三个年幼的子女后，十九路军将士们踊跃解囊，共同资助这三位遗孤的生活。不仅如此，伯父牺牲的消息传回台山时，全境民众自发组织悼念活动以表达沉痛之情。1933年4月，在塔山（烈士陵园）还树立了“李荣熙烈士纪念碑”，里面雕刻了半身雕像，同时记录了1932年2月13日伯父在蕴藻浜战斗中所展现的非凡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