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至隋唐这一历史阶段，民间祠堂的建筑样式并未形成统一的风格，而是随着时代和地域的变迁而呈现出多样性。进入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朱熹在其著作《家礼》中，依据唐宋以前三品官员家中的祠堂设计，绘制了一套规范化的祠堂建筑图样。他强调：“君子在营建住所时，应当首先在正寝的东侧安排祠堂的建造。”祠堂的布局应分为三进，正中设有大门，大门两侧分别设有三级石阶，东侧的石阶被称为阵阶，西侧的石阶则称作西阶。在台阶的下方，根据空间的具体情况，搭建了遮盖物，以便家族成员能够聚集在此站立。在祠堂的东侧，还需要设置专门的房间，用于存放遗书、衣物、祭器以及神厨等物品。祠堂的四周应当建造围墙，并另外设置一门，日常应保持关闭上锁状态。
若家庭经济条件不佳或土地资源不足，祠堂可以简化为一间，不设置厨房，只在东西两侧墙壁下各放置一个柜子，用于存放遗物衣物和祭祀用品。正室即前厅，若土地有限，祠堂还可以设在厅堂的东侧。负责守护祠堂房屋的是本族的长子，房屋不得被分割。在祠堂内部，设有四个神龛，用于供奉祖先的神位。靠近祠堂北侧的位置，设置了一个分为四格的架子，每个格子里放置一张桌子。神主被妥善安放在木制的盒子内，摆放在桌面上，朝向南方方向。龛室之外，悬挂着细小的帘幕，殿堂中央摆放着香桌，桌上摆放着香炉与香盒。在两个台阶之间，同样设有香桌，布置与前者一致。
从朱熹的祠堂设计方案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住宅之东应设祠堂，即所谓“正寝之东”。祠堂之规模必须适中，以便容纳家族成员的集会。祠堂内部需有专门区域存放祖先遗物，诸如遗书、衣物等，以及祭祀所需的器具。该祠堂所在之房屋，由本族宗子一脉相承，世代守护，以保障家族祠堂的传承。朱熹所设计的祠堂方案，既保留了祠庙的传统特色，又巧妙地融入了家宅的设计风格。
自朱熹在《家礼》中阐述了这一祠堂设计理念以来，众多家族纷纷依照此方案构筑了自家的祠堂。当然，在宋元年间，尚有少数祠堂源自先祖的旧居改造，它们主要用于祭拜迁徙的始祖以及各分支的祖先。这类祠堂的平面设计因应各地民间住宅建筑的风俗习惯而有所区别，从外观上很难辨别它们究竟是住宅还是祠堂。
因此，祠堂的构建主要分为三个种类：首先，是依照朱熹《家礼》所记载的样式进行建造的祠堂；其次，是源自于先辈住宅改造而成的祠堂；最后，当宗族人数逐渐增加，导致原有祠堂无法满足所有族员的容纳需求时，那些血缘关系较为疏远或已达到一定世系的族人，便会选择离开旧祠堂，另行建立新的祠堂，以供其直系后代祭祀。这类祠堂，独立于民居之外，其规模日渐庞大，装饰愈发考究，在明清时期，已然成为了最为普遍的祠堂形式。
我国疆域辽阔，不同地区的祠堂在建筑风格上各有千秋，尤其是其内部构造。尽管这些祠堂的根本用途都是祭拜神灵和祖先，彰显尊祖敬宗的情怀，同时也是封建时代宗族伦理观念的具体体现，然而，由于南北气候、风俗、审美观念等方面的差异，祠堂的建筑风格也鲜明地反映了各自的地域特色。
从建筑风格的角度分析，位于住宅之外的祠堂普遍采用了四合院的布局设计。在这些祠堂中，园林式的祠堂一般包含三进三开间的结构，正厅两旁设有侧厢，并且附带后花园或侧花园，园中建有亭台楼阁，种植着古树和名木；庭院式祠堂中，有的配备了门楼，有的则没有，部分设有参亭（抱厦），而有的则没有；此外，还有庙字式祠堂，其中既有祠堂内有庙宇，也有庙宇内有祠堂的情况，种类繁多。例如，上海的朱氏宗祠就是一座园林式祠堂。
根据其规模，祠堂可划分为一进单厅、一井两进、两井三进、三井三进等多种类型，然而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大型与小型两大类。规模较小的宗族祠堂，通常采用一井两进的设计，即由两进院落组成，其中前部为入口大门，后部为祭祀殿堂，两者之间设有一座庭院，庭院两侧设有走廊。较大氏族的祠堂建筑通常采用两井三进的设计，也就是分为三个进深和两个庭院。这两个庭院分别坐落在大门与中堂之间，以及中堂与寝堂之间，其两侧通常设有走廊。在一些规模较大的祠堂中，两侧的走廊还用格扇门窗分隔出厢房。
祠堂的规模反映了宗族的繁荣与荣耀。一旦家族涌现出杰出人士，该人物便成为家族的荣耀，其在祠堂的各项活动中占据显著位置，并且该分支在宗族中的地位亦随之上升。这种地位的上升，在建筑上通常通过独特的标识来展现。在清代，官员一旦晋升至特定品级，其宗祠的牌匾上便会镌刻上皇帝赐予的尊贵字迹，同时，在祠堂前还会树立起旗杆，以此来凸显家族的尊贵与荣耀。以湖南宁乡的颜氏三进式祠堂为例，它便生动地展现了这种显赫的荣誉。安徽县的棠樾鲍氏以孝悌之道在乡里广为人知，他们的祠堂坐落于村口，祠堂前方道路两旁伫立着七座由皇帝赐予的石牌坊，以及一座亭子，道路两侧栽种着盛开的桃花，整个环境既优雅又气势恢宏，这在民间实属罕见，成为了鲍氏家族道德品质与尊贵身份的象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