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墓碑上的文字，若刻对了表达孝道，便是庄重；若刻错了，则成了笑谈。“先父”“已故的慈母”，这些称呼若错了一个字，恐怕连祖先都会感到不悦。
众多人花费金钱树立了墓碑，但对于“考”与“妣”究竟指的是何人，他们尚且一知半解。今日，我们将揭开墓碑上所隐藏的文化之谜！
“皇考显妣”不是随便叫，称错辈分祖宗会生气
清明时节来临，众多人伫立墓碑之侧，口中轻声呼唤“先考某公”“显妣某氏”，实则对这等词汇所蕴含的深意一无所知。
有人甚至能在碑石上连续书写众多不同的称谓，层层叠叠，宛如堆积而成的词云一般。然而，若真要他分辨出哪些字眼代表性别，哪些代表辈分，他往往只能含糊其辞，难以清晰作答。
实际上，碑文上的文字蕴含着丰富的含义。例如，“故”字，作为最常见的开头词汇，承载着一种时间上的标识。它不区分性别与辈分，仅仅用来表达“这个人已经离世”的意思。
例如，“已故的张某先生”即指“已故的父亲张某”，通过添加“已故”二字，彰显了对哀悼对象的深切缅怀。因此，“已故”一词在撰写墓志铭、哀悼文等场合，往往被用作开篇的首选字眼。
“显”这个字在元代之后被用作对逝去者的尊称。在元代之前，贵族们习惯用“皇考”和“皇妣”来称呼父母。然而，到了元朝时期，为了避开“大一统”这一名号，他们选择了“显”字来替代“皇”。
这个“显”并非指“显达”，而是指“光明磊落、名号清晰”的含义。以“显妣李氏”为例，其中的“显”字表明这位母亲是正宗的、得到族谱认可的已故长辈女性。
关于该用法的表述，现代部分碑文直接刻有“敬念已故父亲张某某”，实则显得有些多余，“显”字与“先”字在意义上存在重复。
“先”字在时间序列上具有先后顺序的意义，延伸至家庭领域，则指代“先去世的人”。因此，“先父”和“先母”分别指的是“已故的父亲”和“已故的母亲”。这样的称呼是对逝者的基本尊敬，其中不包含任何赞美或贬低，也不涉及等级差别，属于一种中性的敬语。
“考”与“妣”这两个字仅用于称呼父母。“考”一词源于《礼记》，意指在世时称父亲，若已故则尊称为“考”。至于“妣”，实际上是“媲”字的通假，特指已故的母亲。
《周礼·春官》中记载：“大宗祭祀时，母亲与父亲一同被供奉。”这表明在祭祀祖先的仪式中，母亲会与父亲一同受到敬奉。因此，“考妣”这一称呼仅适用于称呼自己的父母，而不能用来称呼祖辈或叔辈。
这些词汇之间不可相互混淆，亦不可有重复使用。比如，“已故”、“显赫”、“已故”以及“考”等，需从中挑选一个使用，不可将它们合并在一起。
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人们不慎将“故显先考府君张公”这几个字连缀在一起，这样的表达方式实际上是将“已故的、荣耀的、离世较早的、男性、长辈、尊称”这五个层面的含义叠加，虽然看起来显得庄重，但实际上造成了语义上的重复。
在传统的规范里，一块标准的墓碑上所书写的称呼应当是：“敬奉张府君，字某”，亦或是“追思李氏”。若字数稍多，便显得冗长；若字数略少，则显得不敬。
古人立碑比写论文还讲究，连谁能署名都有规矩
墓碑之上，不仅镌刻着逝者的姓名，亦承载着生者的记忆。其文字的作者、书写的方式、以及所持的视角，这一切并非可以随心所欲。
古时存在着一套详尽的规则，涉及“立碑者”“署名排列”“身份定位”等方面的文字记载，其严谨程度堪比现今一场高端的家族聚会记录。
首先需考虑“立碑人”的排列顺序问题。若逝者拥有嫡长子，那么其他庶出之子便不得将名字置于其前。因此，我们常在碑文中看到“孝男某、孝男次某、孝男季某”这样的排列，这并非随意排列，而是体现了对尊卑秩序的尊重和讲究。
此外，除了子女之外，不得使用“孝”字作为署名。即便是堂兄弟、外甥、孙辈等在撰写碑文时，也应当署以“哀男”、“哀孙”、“悼外孙”等字样，不得擅自以“孝男”自称。此乃遵循“礼不越等”的规矩。
“府君”这一称呼，常用于对男性墓主的尊敬表达。其本义为“太守”，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演变为对成年男性逝者的普遍尊称。即便墓主生前未曾担任官职，人们也可以用“处士”这一称号来称呼他们，意指那些在民间拥有学识的隐士。
女性墓主往往被尊称为“孺人”、“恭人”或“宜人”，这些名称均代表女性的封号等级。其中，“孺人”位于基础级别，“恭人”属于中等，“宜人”则是最高层次。在古代文献中，我们常能看到诸如“张孺人”、“李宜人”等称呼，这些均体现了社会对其身份的认可。
某些石碑铭文上会出现“诰命”二字，这表明该女性在世时曾获得朝廷的赐封，例如“诰命夫人李氏”这样的称呼，便与现代所说的“部级官员家属”相仿。若逝者未曾获得任何封号，则不得自行封号，若是如此，便属于越礼之举。
唐代时期，碑文书写格式逐渐成熟，到了宋代，这种格式已经形成了固定的模式。北宋时期的欧阳修在撰写碑文时，首先以“呜呼”开头，接着记录“讳、字、生年、籍贯、官职”等信息，然后叙述其德行，最后以“铭曰”作为结尾。这种书写格式一直延续至清代，未曾有所改变。
特别关键的是，“禁止自撰墓志铭”一度成为礼教的禁忌。然而，自宋代起，一些知名人士开始“预先撰写墓志铭”。以南宋宰相赵鼎为例，他在自撰的《涪陵赵氏家志》开篇便写道：“我已年老，墓志铭已预先完成。”
这反映出古代人们对身后事宜的深刻认识和强烈的文化意识。立碑不仅仅是为了纪念，它更是一种仪式，一种身份的象征，以及伦理结构中的一次“刻石”行为。
一块墓碑三代纠纷，这事古人早就防过了
在古代，若家族成员在立碑时稍有不慎，轻则可能遭到亲戚的指责，重则可能触发法律诉讼。例如，浙江余姚就曾记录过一起因碑文引起的“孝序之争”：由于一个庶子擅自在其嫡长子之前刻上名字，导致了家族内部的纠纷，甚至惊动了地方官员亲自出面进行调解。
古人对这类问题并非未曾思考。为了规避后续的纠纷，在清代江南地区，许多家族在立墓碑时，常聘请“外书者”执笔，且在落笔之前，必定会请族中的长辈和有威望的成员共同商议，确定碑文内容。
碑文完成定稿，接下来需经过三次仔细审阅：对于语义上的重复部分要予以删除，辈分排列上的混乱之处要进行修正，句子结构不完整的地方要加以润色。完成这些步骤后，最后由书法技艺高超的工匠将文字刻录于碑石之上。
如今在农村，许多家庭在修缮祖坟时，常常遇到一种现象——碑文内容几乎一模一样：同一村庄的十块碑石上，文字几乎相同。更有甚者，有的碑石上竟然将“老孺人”错误地刻成了“老主人”，仅一字之差，却导致了完全不同的含义。
此乃误用之典型示例，某地一碑文上书：“显考张公老大人先父府君讳某”。在这十七字中，“显考”、“先父”、“府君”三词意思重复，而“张公”与“府君”概念相悖，充斥着陈词滥调。
宋代文人极其重视文体规范和称呼的适度。以司马光的墓志铭为例，其文风极为简练：“先考讳光。”随后，文中详细描述了其“任职三十年，治理政事清正廉洁”，着重强调其政绩与品德。
自古以来，墓碑并非仅仅是冰冷的物品，而是生动文化的一种展现。它承载着身份、规矩与敬意，亦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审视礼教的参照。
碑文简短，措辞严谨。稍有偏差，便可能成为孝顺的象征；若用词不当，则可能违背礼仪。孝顺并非体现在金银打造的棺椁上，而是体现在刻石上的每一个字都严谨不苟。
参考资料：
简论父、祖墓碑的碑文.决策探索.2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