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宇先生的著作《万历十五年》使得万历皇帝广为人知，成为了众多历史爱好者热议的焦点。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如同繁星闪烁，既有赞誉也有批评。尽管如此，他无疑是明朝在位时间最久的皇帝。在此，我们暂不探讨他的功过是非，也不对他在二十八年间未曾上朝的决定进行评判，而是想要谈谈他的陵墓——明定陵。实际上，明定陵的发掘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大损失。
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我国考古工作者对明朝的十三陵中的定陵展开了挖掘作业。遗憾的是，由于筹备工作不够充分，导致了一系列文物的严重损毁。万历帝的棺木最终被丢弃至一处山沟，其遗骸也在遭到破坏后遭到了焚烧。定陵，作为万历帝的陵墓，坐落于明朝的十三陵之中，是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陵墓之一。即便万历帝在位期间有长达近三十年的不临朝理政的历史，然而他对个人陵墓的建造却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定陵的建造耗资高达八百万两白银，并且整个过程历经了六年的漫长时光方告完成。
定陵落成之际，万历帝便宣告不再临朝，其陵墓亦如他荒芜的宫殿般，日渐被遗忘。直至万历四十八年，方才迎来了他的安息之地。相较于众多其他知名帝王的陵墓，定陵的建造历时较短，然而其设计布局却别具一格，独树一帜。陵墓的设计参考了风水大师的意见，其前方宽广，后方圆润，象征着天地的完美融合，营造出一种极其协调的整体风貌。
定陵周边，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围墙，围墙之内便是定陵的前院。院中设有一座小巧的宝城，其中融入了山水风光和花鸟鱼虫的元素，宛如万历皇帝的私人御花园。梁份，这位清代学者，在其著作《帝陵图说》中对定陵外罗城的构造进行了描述，他称赞其“铺地墙基，皆为文石，光莹如玉”，这表明外罗城的地面与基础均由大理石铺就，其光泽如同美玉，在阳光照射下，闪烁着令人瞩目的光芒。即便在甲申之变期间，清兵对明十三陵造成了破坏，但外罗城的部分结构却幸免于难，这一事实也从侧面彰显了定陵的坚固性。
定陵中设有三重院落，首进为多重门扉，次进为祾恩之门，末进则是祾恩之殿。穿越祾恩殿，眼前便是通往地宫的明楼，此乃通往万历帝陵墓的必经之道。地宫之构造堪称壮观，其深度约三十米，由五个宽敞的大厅构成。两侧的大厅中安置着由汉白玉雕刻而成的棺木，而剩余的三座殿堂内则摆放着长明灯，以此表达对皇帝与皇后的永恒祭奠。
地宫深处，后殿是五个大殿中最宽敞的区域，万历皇帝的棺木以及两位皇后的棺木便安放于此。如同众多皇帝的陵墓，定陵也经历了诸多破坏。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陷北京，定陵的外围城墙以及所有露天建筑几乎被大火烧毁。清军入关后，在多尔衮的指挥下，对定陵进行了新一轮的破坏。历经两次重创，从远处望去，定陵已变成了一片荒废之地。
公元1785年，乾隆帝颁布了修复万历帝陵墓的命令。尽管修复工程规模有限，地面建筑的原状还是得到了基本恢复。乾隆帝之后的定陵虽重现了部分往日的光彩，然而到了民国时期，定陵又遭遇了破坏。幸运的是，这次破坏相对较轻，定陵的内殿得以保全。
新中国成立之际，国家逐步走上正轨，各领域事业稳步发展，明定陵的考古工作亦被提上日程。在此过程中，夏鼐、吴晗和郭沫若三位专家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努力，明定陵的挖掘工作得到了国务院的正式批准。
1958年，夏鼐亲自领导，定陵的考古挖掘活动正式启动。这位享誉国内的考古大家，清华大学毕业后，远赴英国深造，获得了埃及考古学的博士学位。在埃及博物馆工作的日子里，他积累了宝贵的考古经验。归国之后，夏鼐着手负责国内多个关键的考古项目，逐渐成为我国考古领域的领军人物。
郭沫若与吴晗对这项事业贡献卓著。吴晗当时身兼北京市副市长一职，作为一位研究明史的学者，他对定陵的挖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郭沫若则坚信，《永乐大典》很可能被藏匿于万历皇帝的定陵之中。两位学者携手夏鼐，最终共同决定对定陵进行考古挖掘。
考古队迅速发现了定陵的地宫，然而，由于入口位置不明，清理工作耗时数月才得以完成金刚门的清理。为了防止爆破作业造成破坏，夏鼐下令团队采取更为细致入微的措施，对每一块砖石进行编号，并逐一拆除。最终，金刚门得以开启，映入眼帘的是一扇宏伟的汉白玉双扇门，门后便是万历皇帝的棺木。
推开门，考古团队最先目睹的是一盏已熄灭的古老灯盏。随后，他们注意到万历帝的金丝楠木朱漆棺木被安置在室内深处。揭开棺木，尽管万历帝及其两位皇后的遗体已经腐朽，但他们的头发依旧闪耀着光泽，骨骼平静地躺在棺材内。然而，遗憾的是，定陵之中并未找到《永乐大典》。在考古作业中，由于技术防护措施不足，众多宝贵的文物在出土阶段遭受了损害。
定陵一经发掘，我国便在陵区设立了明定陵博物馆，并对皇帝陵寝的进一步挖掘实施了严格的禁令。对于万历皇帝的遗骸，已有研究揭示，在1960年代中期，一场特殊的历史事件导致万历皇帝的棺木被遗弃于山谷之中，其遗骨亦在此过程中遭受了破坏。尽管他生前声名显赫，但这位千古一帝的身后命运仍旧多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