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泗水唐人街Karet路有一座建于1876年的韩家庙，庙内供奉着韩松等韩家成员的牌位。庙内没有牌位，只有一本拉丁化的闽南语族谱和韩松公的简介。韩家是泗水华人名门望族，从18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韩家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韩嵩1673年出生于福建省龙溪县天宝路边社，约1700年渡海来到爪哇岛，最初定居在中爪哇省拉森。和大多数中国移民一样，他出身贫寒，靠艰苦劳动谋生。后来他皈依伊斯兰教，娶了当地爪哇女子为妻，育有五个儿子和四个女儿。
1743年，韩松在拉泽维西（中国人俗称辛布头）去世，只给儿女们留下了少量的钱财。为了办得更体面一些，韩松的儿女们想方设法用赌博的方式迅速增加他留下的少量钱财，结果却把钱都输光了。没有钱的儿女们决定在一天晚上把韩松的遗体悄悄地埋葬在某处。下葬时，突然雷雨交加，韩松的儿女们把父亲的遗体丢弃在路边，跑到一间小屋里避雨。
晚上，他们梦见韩松对他们的行为感到愤怒，并咒骂他的后代以后再也不准来拉森。如果有人敢不听话，韩家就有麻烦了。第二天早上，韩松的孩子们走出小屋，发现他们父亲的遗体被遗弃的地方已经建起了一座坟墓。传说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埋葬的。
从此以后，韩家再也没有人敢在拉森定居或前往。据韩家一些长辈说，当时有些汉人不相信传说，前往拉森。结果，这些勇敢的人确实遭遇了灾祸。直到今天，在与拉森相邻的比南昆，人们仍能看到1768年修缮的韩松墓。
根据泗水族谱，韩嵩的五个儿子中，真公（1720-1776）皈依了伊斯兰教，其余儿子子公、根公、恒公、韦公则保持了祖先的文化。皈依伊斯兰教的兄弟多娶爪哇女子为妻，其余兄弟多娶土生华人女子为妻。五兄弟虽然信仰不同，但关系密切，但在族谱上却分工明确，皈依伊斯兰教的兄弟很快融入当地精英阶层，按照爪哇贵族的习俗编纂族谱，土生华人则继续保留华人姓氏，另立族谱。
韩嵩的两个大儿子子贡和根贡住在拉森，其他三个去了东爪哇。根贡和真贡（苏罗·帕诺罗）定居在麦苏基。苏罗·帕诺罗受雇于亨德里克·布勒东，1763年被任命为南旺省总督、东开普省总督，1768年被任命为东印度委员会顾问。苏罗·帕诺罗成为亨德里克的得力助手，先是担任他三艘商船的经理，然后担任泗水的海关税务官和帕纳卢坎的警察局长，拥有爪哇贵族头衔英贝伊·苏罗·帕诺罗（1768-1776），最后成为继承人。
韩嵩的小儿子韩伟（1727-1778）定居泗水，通过皈依伊斯兰教、做官的三哥振恭，于1768年租借麦素基州的州地，每年向荷兰东印度公司提供10科尤姆大米和1000银元。1777年，他租借帕纳卢坎州，每年向荷兰东印度公司缴纳500西班牙银元。后来韩伟在岳父陈和宽（1672-1744）的帮助下，开始在泗水经商，迅速致富，后来还奇迹般地成为韩家第一个被任命为甲必丹的人。 韩伟于1748年左右与谭公申结婚。根据泗水族谱，他有12个儿子和2个女儿，其中5个儿子被任命为泗水尤瓦纳、巴苏鲁安（华人俗称燕王）、庞越和金锡的甲必丹。最小的儿子韩瑞皈依伊斯兰教，嫁给爪哇人，定居在巴热坎。韩伟夫妇的墓地至今仍矗立在泗水古墓市场的尽头。这座墓地是由他的10个儿子（其中1个是养子）、11个女儿和他们的孙子建造的。碑文中，韩伟被谥号为振泗，意为“振泗水”。
韩伟的后裔多散居东爪哇各地（朱瓦纳、巴苏鲁安、庞越、金锡、麦苏基、巴纳鲁干），成为地主、糖厂主、包工头、华人官员（马约、甲必丹、雷振兰），租借或拥有大片土地。韩伟的儿子中，以韩天璧、韩继格最为著名。
韩威的第三子韩天璧（1759-1827）在1778年父亲去世后，继续承租百苏基和巴拿鲁干两州的国有土地，后来被泗水雷真兰擢升为甲必丹，直至1810年。1796年，荷属印度支那当局甚至授予他对两州的终身独占权。但六年后，荷兰当局建议在他死后将土地交给两位县长。1810年，荷兰总督丹德尔斯决定出售东爪哇部分国有土地以缓解财政困难。麦苏基和巴拿鲁干被卖给韩天璧，成为他的私地，他则被擢升为马耀。后来韩无力支付每年的摊销，要求政府收回私地，并搬回泗水。韩天璧共有三位妻子。 他有多少子女不得而知，但泗水族谱只记录了12人。韩天璧在泗水周围拥有和租赁土地，特别是在一个叫塞米米的地方和泗水州的30个大市场，并被授予两处庄园以收复庞越。一处是位于泗水以西的马努干，生产稻米。韩天璧死后，庄园由他的儿子泗水雷真兰韩国之（1805-1844）继承。1815年，韩天璧在巴敦崇安购买了另一处庄园，他死后，先由他的另一个儿子韩国炳继承，然后由他的孙子韩旭贤继承。
韩继可（1766—1813），韩伟的第六个儿子，又名韩继郎，在泗水南部拥有大片私地，种植甘蔗，并在巴西班让租借王地，包括12个村子、2538户，同时担任巴西班让的甲必丹。1810年，韩继可从丹德尔斯总督手中买下庞越的大片私地，并升任马耀，被授予峇峇杜孟公头衔，有权向当地居民征收赋税。韩继可之所以能获得庞越的土地，不仅是因为他是韩天璧的弟弟，还因为他是华人中借贷较多的富裕家庭。 这笔贷款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的土地售价高达一百万银元，而且要分期付款，而担保就是韩天璧在、和的土地。
1811年，韩继可正式取得庞越土地的所有权。同年3月25日，荷兰总督决定让韩天璧、韩继可二人使用家徽，从此两兄弟名声大噪。后来，韩继可迁居庞越并定居于此，他规定人们必须称呼他为“巴巴杜孟公”，并自封为县令。
然而，普罗戈莱斯的土地和高位对他来说太昂贵了：普罗戈莱斯是一个贫穷且生产力低下的地区。这迫使韩吉克向人民征收高额税款，以支付他所购买土地的分期付款。这一措施导致人民对杜蒙贡或新地主产生不满。许多前普帕提家族也不高兴，因为他们也没有收到被调到其他地方的普罗戈莱斯前普帕提的津贴。
1813年，英国人趁机试图收回私有土地。5月18日，庞贝城爆发了由齐艾马斯领导的农民起义。韩继可于起义中被杀，他的家人也逃走了。韩继可被安葬在泗水墓地市场的韩家墓地里。后来，莱佛士决定买回韩家所持有的土地，包括迈苏基和巴纳鲁甘的土地。不久，莱佛士的上司印度总督下令将土地归还给韩家，因为他们是合法取得这些土地的。但韩家拒绝收回土地。或许是韩继可的经历让韩家不敢再扮演地主的角色。土地最终被政府买回。但这些土地的历史却让韩家的财政受损。
根据政府收回庞越自留地的安排，韩继格的三个儿子对自留地、工厂和附近182公顷稻田拥有终身使用权。从此，这个地方以“欢乐和宁静”而闻名。
韩继科的次子韩建元移居庞越，并在1847年至1860年担任甲必丹。他的四个儿子在巴苏鲁安颇为活跃。其中韩建章在普莱德向政府租用土地从事蔗糖生产，生意分散在巴苏鲁安和庞越之间，是蔗糖业发展的巨擘。韩建章的后代有：郝澜（1893年去世）、郝全、郝、郝海（1870年至1885年任庞越甲必丹）和郝熙，他们在Sari Rejo、Empit、和租用土地，也投资房地产。因此，韩郝创办了韩郝建筑公司，他死后，由其遗孀王懿娘和她的一个儿子韩兆章接管。 韩建章后裔也纷纷出资创办基金会，第一家是韩顺元寺，始建于1906年，供奉已故韩浩兰及其后裔和兄弟；1910年，韩浩又创办了另一家基金会——韩大元寺，供奉韩瑞兴、韩瑞莲及其后裔。1920年代末，爪哇经济危机影响到制糖业，韩吉格的两个孙子建吉和建兴迅速将资本转向其他产业，在巴苏鲁安创办了多元化企业，在沃诺列佐创办了稻米生产和贸易公司。
韩吉格的另外两个儿子尊成和尊兴，根据泗水族谱，也被指定为华人的领袖，但没有说明具体地点。他的后代散居在棉花堡、庞越、泗水和马都拉等地。
韩维恭的一个儿子碧浪早逝，但他的长子永隆（1786-1847）在1828年左右被任命为棉花堡的队长，直到去世。永隆的继子旭吉也于1862年担任队长。他在棉花堡的苏科约经营一家糖厂，并拥有一个马厩，出租马匹用于棉花堡经旭图里祖和泗水之间的邮路。碧浪的次子永寿（1788-1814）与他的儿子楚明和楚荣定居在庞贝城。楚明的一个孙子韩妙成是庞贝城的鸦片税承包商，被任命为雷振兰。
韩威的另一个儿子昆朗，一生生活在舞寿县，死后葬于此，但是他的牌位被带回了泗水的宗庙。
韩伟长子韩其明（1749-1768）任泗水甲必丹，英年早逝。其独子韩思熙（1767-1827）1813年任泗水甲必丹雷振兰。思熙长子韩兆吉（1790-1871）世袭其官职。1835年，韩兆吉创办了吉打邦最大的糖厂。韩兆吉的儿子崔焕（1815-1895）曾任泗水雷振兰。韩兆吉的孙子康裕（1851-1932）也是大型糖厂主。他们通过租赁大片土地来增加产能。 韩康裕的三个儿子永燧（1909年逝世）、承燧（1919年逝世）和端燧（1884-1933）经营制糖业，并协助父亲拓展当铺、房地产等业务。因此，永燧和端燧成立了建筑公司，在泗水、拉旺和新科沙里购买了多块土地并建造房屋。为了防止部分资本被瓜分，韩康裕成立了一个名为南洋宗祠基金会的基金会，并宣布捐赠了600栋房屋，利润只能分配给他的继承人。
韩思熙的次子赵兴（1790—1884）1828年出任泗水雷振兰，1854年升任甲必丹，任期20年。后来他担任名誉甲必丹，并在吉打邦地区继承土地，在那里种植稻米和甘蔗。1886年，他购买了许土里祖的潘九兰糖厂。赵兴的三个儿子廷章、廷钧、廷怀继承了父亲的甘蔗种植园，并在1870年向政府租用土地扩建，还投资房地产。韩廷怀的儿子韩宗庆是泗水最大的地主，除了经济活动外，他还在1889年至1924年的30年间担任华人社区领袖，先是当雷振兰，后当甲必丹，最后当马耀。 1924年他退休后，日本对华人的间接统治就结束了。
泗水韩氏族谱也提供了一些有关韩氏穆斯林分支的信息。韩嵩的儿子韩振功（第21代）皈依伊斯兰教后，皈依过程在随后的几代中继续进行。韩维公的儿子韩瑞公（第22代）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一名爪哇女子为妻，定居在帕热坎。韩思熙（1767-1827）的四个儿子中，德宗和本初（第24代）和雷镇兰韩昭姬之女韩别娘（第26代）也皈依了伊斯兰教。
韩家集体生活的中心，依然是泗水橡胶街的祖庙。1980 年代，韩家的长辈们通常每年两次聚在一起祭拜祖先。据说，直到 1965 年，家族中的穆斯林成员才开始参加祭祖仪式，因为当时人们认为最好避免过时的做法。韩家的一些成员不愿参加祭祖仪式，而年轻一代怀着强烈的忘却过去的愿望，对祭祖越来越不感兴趣。二战后，韩家最富有的成员开始重新移民到荷兰和美国，很少寻根。
纵观韩氏家族的兴衰，我们可以看出其成功的因素有：
首先，他们皈依伊斯兰教，寻求融入主流社会、与地方当局共处。穆斯林在汉族中的存在无疑对东爪哇整个汉族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二，韩氏家族依附于荷兰殖民当局，成为荷兰统治机器的一部分。从18世纪到20世纪初，韩氏家族共有14名成员在泗水、巴苏鲁安、朱瓦纳、庞越、麦素基、金锡、哥打拉惹和五岛园等地担任甲必丹、3名荣誉甲必丹、13名雷镇兰和1名马约。这些华人官员帮助韩氏家族利用特权积累了更多的财富。
第三，韩氏、蔡氏、郑氏是泗水华人三大家族，这三大家族相互通婚，在社会、经济方面形成了一种角力关系，从而巩固和加强了彼此的经济实力。
俗话说，“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句话用在韩家的兴衰上也同样适用。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荷兰殖民政策的变化，使韩家逐渐失去了生存发家的基本条件。20世纪30年代，荷兰政府宣布废除华人甲必丹制度，使韩家所依赖的传统特权全部丧失，没落已成必然。1910年，荷兰殖民政府颁布法令，有偿收归私人土地，这意味着韩家经济收入来源的减少。1894年，荷兰政府废除鸦片专卖承包制，也使韩家收入锐减，经济实力削弱。面对新移民华人经济的崛起和泛华运动或中华民族运动的高潮，作为土生土长的华人的韩家深陷私人土地经济的泥淖。 受到世界经济大萧条严重打击的糖厂老板们不知所措，纷纷选择离开商界，转行做职业人，加入白领队伍。
韩家子孙众多，根据荷兰法律，无论男女子孙均有继承权，结果导致家族财产被分割得越来越小，分散、弱化。政治上，韩家主要成员不仅远离泛华运动，有的甚至站在荷兰殖民政府的立场上，公开反对辛亥革命和中国泛华运动。最典型的例子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时，韩宗庆游说当局禁止悬挂五色旗，粤籍华侨冲击其住宅，引发五色旗事件。印尼八月革命后，受西方（荷兰）教育、亲荷的韩家成员移居荷兰及欧美国家，导致家族日渐衰落。如今，韩家的陆宣宗祠由印尼当地人士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