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是诗人海子的忌日，前一天杂志同事尼尔说要写一篇文章，我还没发表，就贴在这里，原标题是：《漫步东湖：没有诗人的夜晚》）
我怀疑，我们不可能完整地谈论任何人的死亡，无论是一位命运深重的诗人，还是另一位无名的逝者。我想到的是那位奄奄一息的中年男子。前几天，在武汉光谷同济医院重症监护室，我看到医生把半裸的病人翻过来。根据医学指标，他已经是一个接近脑死亡的人，靠着一个布满管子的复杂机器维持人工呼吸。那些红绿管子和电子屏幕上滚动的字符，构成了他生命的最后一幅画面。我看到他的脸上有一层难以形容的白，嘴巴张开，一根供给氧气的管子插在他的嘴里。他全身都失去了意识，圆圆的嘴巴和一动不动的身体，就像一条等待喝一口水的鱼。当鱼的联想从我脑海里闪过的时候，我感到对一个垂死之人的不尊重。我试图抹去它，但这种焦虑让这个形象更加牢固。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每当我想到他，就会想到他的嘴，那句不敬的隐喻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直到此时才出现在叙述之中。
我记得医生仍神情凝重地为他检查，但奄奄一息的毫无反应，让所有的护理都像是例行的修整。他的手背上有几处清晰的血迹，像是刚过去的冬天寒冷造成的。从脸颊到胸腹，他的身体有能量消耗的迹象，憔悴不堪。医生回忆说，一个月前入院时，他还是个身强体壮的中年男子。我看着入院时拍的照片，几乎认不出是同一个人——除了他的眼睛还闭着——入院时他处于休克状态。
死亡本身似乎已经化作实体，和垂死之人的身体一起躺在床上。
“他随时都有可能死去。”医生在床边说道。
我问他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理论上来说，不是的，医生回答道。
离开ICU，经过三道隔离门后，我按要求一一脱下防护服、头罩、眼镜，卸下这些帮助生者避免死亡危险的防护装备，扔进垃圾桶。在用酒精反复擦拭手臂后，回酒店的路上，我想到那位病人，试图抹去那些令我不安的联想。我还是想起了塞缪尔·贝克特在《回声骨》中的悲悯之情：
死者死得其所，他们是另一边的闯入者，必须在回归污秽的竖井和沙井中应对所发生的一切，直到死亡在长期的默许之后，被迫履行其职责并关注他们。
第二天我得到了病人去世的消息。
我的一个朋友家住湖北日报社，他被关在家里已经快两个月了。前天傍晚，他第一次出门，和我们另外两个人一起出去散步。更多的杂货店开门营业，路上的汽车鸣笛，发出春风声。路两旁是落叶和樱花：这座城市进入了真正的春天。风吹在脸上沙沙作响，我本能地感到神清气爽，但“神清气爽”两个字立刻让我感到不安：我们走在一座刚刚经历过灾难和磨难的城市中心。走在我旁边的两个人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都处于一种“不安的轻松”——或者说“轻松的不安”中。我脸上的面具在这个时候发挥了它的好处，它遮住了我的表情和神态。
我们向东湖走去，边聊边提到，那天（3月24日）是海子的生日，两天后是他的忌日。此时，人们纪念诗人的逝世，从他的诗中期盼他的复活。海子的遗产除了诗歌，就是他的死亡成为某一年的隐喻。几年前，我在河北居住的那个夏天，深夜默默地把《海子诗全集》一遍又一遍地读完。作为读者，我常常觉得，诗人的面容还在他伸出的语言里；而对于诗人的死亡，我只是史料旁的过客，无法谈论。但我又怕，死亡现场的见证者，无法完整地谈论。 现在唯一准确的事实是：1989年3月26日，查海生躺在山海关的铁轨上，最后一句话是：我的死与任何人都无关。
天很黑，东湖的水面介于黑色和灰色之间。我们走在湖边，路边斜坡上的树木让我想起了重庆的丰都。两年前我去过一次。建在长江边的丰都，据说是一座鬼城，鬼国的首都，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我记得那里有一条长江边的长坡，晚上来乘凉的市民散落在坡上，远远望去一片漆黑。我跟朋友讲起了对丰都长坡的印象，朋友说武汉的长江上经常有尸体，但与东湖相比，后者更让她害怕。她记得东湖发生的死亡事件。我们说起这件事，觉得长江的开阔似乎容纳了人们的恐惧，而幽闭的湖水可能恰恰相反。
我们逆时针走到了武汉大学的凌波门。天空中雷声隆隆，时断时续，由远至近，不久便有雨滴落下。有些雨滴从鼻梁处穿透口罩，流到嘴角。我们走到已经关闭了两个月的公交站避雨。
此时，远处高楼的灯火在湖面上摇曳，涟漪集体向一个方向游荡，仿佛急速落下的雨水刚好填满了水面留下的空隙。
“我知道为什么叫凌波门了。”有人说道。
另一个人说：“东湖很美，但我不记得里面有多少诗意。”
十天前我刚到武汉，住在硚口区的一家酒店里，楼里挤满了附近医院的医生、护士和记者。人们虽然戴着口罩，但都很疲惫。我去了医院几次，医院门口仍然被警车和救护车封锁。我翻过公园的围栏，去了几个住宅区，有新的，有旧的。楼下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能进出的人寥寥无几。人们在等待解禁。
不出门，我回到酒店，读了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诗集。不经意间，我想起了海子——也许所有真正的诗人——在走到命运的极点时的样子。据周围人的回忆，海子死前刚结束一段感情，而布罗茨基，据朋友说，也在一段感情结束后，试图割脉自杀。与中国诗人不同，尚未从情伤中恢复过来的布罗茨基，于1964年2月被捕。
布罗茨基逝世前一年，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自由主义“解冻”达到了高潮。……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书记伊利切夫谈到“年轻的、政治上不成熟、但过于自信、被无限奉承的”作家，他们不再“为人民的英雄事迹而欢呼”。他谈到必须特别注意对年轻一代的共产主义教育，因为“青年中仍然有懒惰的人、精神病患者和爱发牢骚的人”，他们“在大洋彼岸点头表示赞同地贬低艺术的意识形态和流行原则，并用懒惰的人和无知的人的胡言乱语来代替它们。”
珀尔修斯之盾：约瑟夫·布罗茨基文学传记
布罗茨基因不劳动被判刑，被判处五年流放。在诺林斯卡娅村，当“农场工人”的布罗茨基挖石头、打扫牛棚，晚上继续写作。他找到了英文诗歌，读了奥登的作品。他深信奥登的观点：语言需要诗人，才能让语言保持活力。他确立了语言比个人意识和集体存在更重要的思想，于是他决定选择，或者说接受自己的使命：以语言谋生。
雨停后，我们结束东湖散步，返回。第二天，在半坛山墓地管理处，武汉市民排起长队，安葬亲人。我和一个为父亲选墓地的年轻人一起走进墓碑林，看到一位老太太坐在地上，为丈夫哭泣。“你为什么走了？”她坐在地上，侧着身子哭泣，在墓碑上撒满菊花，没有名字。墓地工人给墓碑抹上水泥，盖上石板。
我听着她哭，在这之前，我其实不相信其他的东西，各种信息，各种数字，各种观念，各种教义；这几天之后，我相信了语言，相信了半潭山墓地的哭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