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的曾祖父左文襄公，于长沙居住了二十多年，他的长沙故居，始建于1857年也就是清咸丰七年，位置在如今蔡锷北路的中段，1991年的时候，在该处建起了一座经营服装的商业大厦，名为“长沙服装城”。
“湘上农人”左宗棠
曾祖父名为宗棠，字是季高，其出生地为湘阴左家塅，他的祖父是乡村塾师，他的父亲也是乡村塾师，当时家境处于清寒状态。在曾祖父19岁的时候，祖父去世了，父亲去世了，长兄宗棫也先后离世，二哥宗植前往武昌客游，曾祖父便孤身一人来到了长沙，在城南书院进行读书。曾祖父21岁的时候中举了。因为家庭贫困，所以入赘到周家，曾祖父与周夫人在湘潭辰山周氏桂在堂的西楼居住了数年。在这几年当中，曾祖父曾三次赶赴京城参加会试，然而每次均落选了。
在往后的十多年时间里，他先是在渌江书院教书，而后又在安化小淹陶澍的家中授业，到了 32 岁时，凭借历年积攒的积蓄，在湘阴柳庄购置了几十亩田地，还建造了一座庄舍，给自己取号为“湘上农人”，最后带着雇工去从事种田之事。
从那以后，他一方面于家乡从事农业经营的活动之举，另一方面在长沙开展开办书馆进行教书授业的行为，跟罗泽南、郭嵩焘、黄冕等城南书院的某些朋友一起钻研探究学问，探讨议论天下的各种重要事情。在碰到遭遇灾荒的年份之时，他跟周夫人就在柳庄设置提供粥食的棚子，施用散发草药的办法来救助赈济遭受灾害的民众。
1852年，太平军兴起，曾祖父觉得天下将要大乱，于是带着家人亲族，迁移到湘阴东乡的深山里隐居，又因为友人劝说，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
左宗棠，出生日期为1812年，逝世于1885年，是清朝之大臣、洋务派中为首的人物。其字是季高，还有一个字是朴存，号为湘上农人。他曾担任浙江巡抚，以及闽浙、陕甘、两江总督等职，还先后创办了福州船政局，兰州制造局也由其创办。1876年，他指挥清军分三路朝着新疆进军，并先后收复了位于天山南北两路的失去的土地，成功粉碎了俄、英侵略者企图借助阿古柏去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随后，他又在哈密开展战备工作，协作曾纪泽参与与沙俄谈判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最终使得沙俄被迫把伊犁归还给中国。在公元1884年的时候，他又凭借着七十二岁的高龄去督办福建方面的军务，从而抗击法国侵略者。到了1885年9月5日，他在福州担任职务的时候因病去世。他被追赠了太傅的称号，按照大学士的先例给予抚恤，谥号为“文襄”，还建造了专门的祠堂用来祭祀。后人把他的作品收集起来编成了《左文襄公全集》得以留存于世。
司马桥的大宅院，四房子孙分居
1857年，曾祖父自湘阴柳庄迁移至省城司马桥，继而于此处建起一座宅院，他于给朋友所写的信里这般写道：
此居往昔乃辛稼轩任帅潭时练兵之旧地，有寨称飞虎、桥名司马，依据其遗迹而命名。咸丰七、八年时，我自柳庄迁移至长沙定居，骆、胡两文忠凑钱五百购得此地。此地虽邻近城市，然而却仿若乡村，种有数十畦蔬菜、养着数百尾鱼，勉强能够自给自足。
注：在宋淳熙年间的时候，辛弃疾担任潭州也就是长沙的团练使一职，进而创建用以抗击金兵的队伍飞虎营，并且于长沙修筑构建了营寨称作“飞虎寨”，故而此地是两代有着名声的历史人物的纪念之地。
司马桥故居刚开始建造的时候，仅有两进房子，后面是菜园、池塘，这是曾祖父自行设计的，后来他在西北当官，家中人口日益增多，我的伯爷爷又增添了三进，扩大了池塘，毁掉了菜园，曾祖父对此进行了严厉斥责，扩建完成之后，从南起司马里，一直到北三公里处，有一带高墙，占据了司马桥半边街区域范围，建成了一座规模较大的宅院。
听老家人胡大爹讲，在曾祖父显达之后，这座大宅院临街的两头，曾立着大石碑，石碑上写着：“官民人等，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往先曾祖父有四名儿子，分别是孝威，孝宽，孝勋，孝同。待其离世之后，四房子孙于这座宅院里各自分开居住。
整幢宅院由南而北有三座大门。
朝南的那一端，是朝着西面、临着街道的正大门，大门前面，既没有石鼓，也不存在什么匾额。曾祖父当过闽浙、陕甘、两江好几任总督，身为军机大臣且被封了侯，官职高、爵位显，然而，他极其不乐意子弟在家乡凭借荣耀享受生活，以豪门的身份自居。对于子弟的教育，他极为严苛。他曾写信告知儿子，不准干预地方的公务，不许在故居悬挂任何匾额。他五十岁时，给家中写了一副对联：“谨慎交友，勤奋耕读；致力于根本，去除浮华”，殷切期望子孙不要成为纨绔子弟。
一进入正大门，便出现一条长甬道，其宽度为两丈，甬道的尽头是四房的大门，进入其中便自成一个院落，甬道左侧正中位置放置着二室的大门，门前设有两个石鼓，街上经过的行人是无法看到的，踏入这扇大门之后，才能够到达正厅以及东西花厅。
正厅当中，有一横匾，并非如有人所言，是慈禧所写的“福寿”字匾，而是咸丰帝所写的“祈常懋绩”字匾，此乃曾祖父六十岁生日时，被赏赐的。正厅当中，高悬着一龙袍，这是咸丰的遗物，同样是赏赐功臣的。正厅左右，是居屋，当年文襄公就居住于此。
往后，在每年文襄公诞辰、逝世周年祭日，又或者是春节、上元节时，正厅当中便会挂起文襄公的画像，画像中文襄公身着朝服头戴翎顶，家人将其称作“喜客”，各房的后人都会前来行礼跪拜。每年文襄公生日之时必定会摆下酒席，全家老小依序就座。最为有趣的是老家人胡大爹和文襄公生日在同一时期，所以要特意为他设上一桌酒席，同时进行庆寿，向他敬酒。
紧挨着街道的第二座门，乃是有着三房的那宅院的大门，它被称作“齐园”。顺着左边的轿厅走进去，就能瞧见前方有个地面平坦的院子，以及两进朝着南面建造的五开间房屋。那个四周由高高的围墙环绕着的院子，就是我以及我的姐妹们还有三位兄长度过青少年时期岁月的地方。
文襄公处于高位，每年俸银数量多达两万两。然而他并非将其用于广泛购置产业，绝大部分俸银被投入到公益事业当中，比如修建水利设施，设立义仓，开办书院，救助受灾百姓，以及帮助有困难的僚属呢。
倘若他晓得湘阴那里贫苦农民日子过得艰难，生下女婴后，常常会将其溺毙，于是便拿出俸银万两。在湘阴当地设置义仓，所有生下女婴的农民都能够领到五担谷，以此来养活女婴。解放之后，湘阴左家塅有一位依然健在的五担谷娭毑，她便是领取过女婴谷从而存活下来的。再比如说长沙北郊新河修建了一个避风港，文襄公也捐献了两万俸银。
平常时候，他每个月仅仅支付二百两银子用作家庭日常开销，往后渐渐增多，1878年，他将新疆收复之后，在一封家信里面告诫家中子弟：
吾家世代贫寒，近来才称得上是大宅人家，虽说多次告诫不可沾染世态官宦的积习，然而家庭开销日益增长，已然是有了难以节制约束的态势。我廉洁所得的钱财不用于使家庭富裕，有剩余就随手花掉，你们这些人应该要自己去谋划生计。大致廉洁剩余的款项打算分成五份，拿一份作为爵田，剩下四份，平均分配给你们。每份不能超过五千两银子……子女们能够学习我以耕种读书作为职业，坚守根本作为心怀，我心里就欣慰了……或者有人把科举功名当作门第考虑的方法，当作获取利禄的计策，那就把耕种读书坚守根本的志向都忘掉了，这就叫做不成器了。
大致来说，是我的祖父那一辈，各自借助五千款项的银子购置了田地产业，随后又将其分发给了下一辈的人。
文襄公不鼓励自己儿孙辈去应考，他也未曾凭借自身权势为儿孙辈谋取官职、差使，我的祖父那辈，我的父亲那辈，都没有文襄公那般的学识才干，自然也没有遇到相应机遇，所以没有一个能做大官的。四叔爷孝同当过藩台，这算是最高职位了。另一方面，他们也缺乏经商办实业所需的经济才能，所以也没能发财致富。
在封建社会当中，那些官宦家庭大多是极为注重门第的，左家呢同样也是如此这般。文襄公四房的后人在男婚女配这件事情上，全部都是跟一些堪称“名门”的后裔进行联婚的。在两三代的时间跨度里，各房跟陶（陶澍）、曾（曾国藩、国荃）、胡（胡林翼）、李（李元度）、王（王錱）、贺（贺长龄、熙龄）、徐（徐棻）、龙（龙汝霖、湛霖）、夏（夏廷樾）、郭（郭嵩焘）等各家之间都相互结下了亲事，而且还亲上加亲。
我母亲同样出身于官宦门第，外祖父饶应祺身为文襄公颇为得力的下属，多年来奉令于西北从事办理水利、开展垦荒、开办工厂以及赈济灾民这些工作，还是一位颇具名气的清官，官职升至新疆巡抚。我父亲担任过临安知事并且中年离世。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姊妹共十人，依靠田租维持生活。大家从小学直至大学，支出颇为巨大。因而每到开学之时，母亲总得寻觅些首饰拿去典卖，方可支付一大笔学费。
处于这个封建的大家庭之中生活，虽说我们已然进入新式学堂，与同学们相处能够自由自在毫无拘束地玩耍在一起，然而在家中某些老规矩仍是要去遵守的。我的祖母在世的时候，每日清晨，母亲以及我们所有人都得去请安。祖母离世后，丧事办理了49天，每一天都得有人去磕头，哥哥姐姐们厌烦了磕头，找借口溜走了，于是便由我和妹妹顶替，长达一个多月，膝盖都跪得疼痛了。
文襄公不倡导儿孙投身科举考试，特别对八股文毫无好感。然而，我的爷爷那辈以及父亲那辈的众多人，大部分都参与了科举考试，当中有不少人考中举人，被选为秀才，放鞭炮来报喜这种事，确实发生过好多回。
临街靠南端是大房的大门，门上有“湘山旧望”四字。
我那大伯爷爷，是由周夫人所生育的。曾祖父在成婚之后的第四年，鉴于周夫人身体欠佳，于是周夫人劝说曾祖父迎娶张夫人作为副室。我的爷爷，以及二伯爷、四叔爷，另外还有几位姑奶奶，皆是张夫人所生育的。
曾祖父对大伯爷极为喜爱，令人惋惜的是他离世得特别早。在其去世之际，曾祖父身处兰州，那时恰好是收复新疆的大军即将出发之时，曾祖父接到了周夫人以及大伯爷爷相继离世的悲痛消息，曾祖父万分伤心，可无奈军情紧迫，只能强行抑制悲痛去处理紧张的军务。
司马桥的故居呀，和一些王侯名门的宅第不一样呢，它没有花园，没有亭台楼阁，连迴廊小榭也没有。然而文襄公却十分喜爱这座宅院。在晚年的时候，他率师收复新疆之后，被调回京城，担任了军机大臣，居住在西堂子胡同南书房（1987年北京市政协曾建议将其列为名人故居，给予保护）。过了两年，朝廷又调他任两江总督，并且准许他返回湘省墓。
这次回到家乡，曾祖父先是抵达了湘阴左家塅以及柳庄故居，之后会见了家乡的父老乡亲，接着再返回长沙司马桥的故居居住了几日，随后才前往江宁（南京）赴任。从这时候起，他和自己经营的两处故居就此永别了。而优游林下的愿望，最终也没能实现。
后人各散五方，故居损毁
1937年，抗战开始爆发，居住在司马桥故居的各房的后人，纷纷外出躲避灾难，各自分散到不同的地方。
某个封建大家庭当中，自然是存在一些诸如文物古玩、字画图书之类的东西。曾伯父早年发朝着京城递呈的奏折，每一件都得誊抄一份邮至家中，另外不乏有历年师友朋僚之间往来的信函，也存有好多于司马桥故居之中。曾祖父在青年时期于湘潭辰山西楼同周夫人一块儿绘制的天下舆图，圈点阅读过的典籍，亲笔书写而成有待上联，也于此处存放着。
民初的时候，故居后面的火药局发生了爆炸，故居被烧得厉害，仅仅剩下一座门庐，还有残垣破壁，所留存的东西当中，大部分都化为了灰烬。据说三房的景达五哥，在匆忙之中捡出了一部分，把它们分装到几篓里面，然后带着去逃难，可是经过辗转迁徙、流离波折，那些东西也散失得一点都不剩了。
在清光绪时期，我的四叔爷爷曾主持编辑了《左文襄公全集》，其共有一百三十四卷，之后雇请印刷工于司马桥进行刻板印刷，因故居遭受过火灾缘故，那些雕版被运去湘阴左太傅祠保存，然而在“文革”期间也全都被烧毁了。
我们曾经见过曾伯祖父一生勤奋期间所书写的一幅横幅，横幅之上大大地书写着“无倦”两个字，并且还附有一段跋语说明，跋语之中提到人应当要以孜孜不倦的态度去学习、去做事。曾经祖父的“无倦”和林则徐的“制怒”一样，都可以说是他的座右铭。
他懂得经史舆地方面的知识，在就职的各个阶段，重要的奏章、文书都由他自己起草撰写。战事急迫，半夜里他趴在桌子上，从来都不晓得疲倦。他还特别节省，由于趴在桌上写字容易磨坏衣袖，于是制作了两只袖筒套在袖子上，用来保护衣袖，人们把这叫做“左公袖”，一直流传到现在。
留影于长沙城内司马桥左宗棠故居大门前的梁赐龙，是左宗棠曾孙女婿，此照片由梁小进提供，摄于1987年该故居拆毁之前。
文襄公墓曾遭数次破坏
文襄公离世后，其灵柩自福州运往长沙，先停放于城北史家坡高祖父墓园享堂，随后，经现在的兴汉门入城，抵达故居，沿途之时，湖南的文武百官与老百姓设路祭，大祭于故居举办。
文襄公跟夫人情感深厚真挚，他所期望的是跟周夫人一同步入史家坡祖茔合葬，然而在他离世之后，却选定了处于善化县杨梅河白竹塘（现今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的一座上面古柏苍松生长得十分繁茂葱郁的小山头上。
史家坡左公之父墓地石龟旧影 梁小进供图
埋葬死人的地方处在东南方向朝着西北方向，以此来表明他直到死都不会忘记西北方向。墓碑上面刻着“皇帝统治下的清朝太傅大学士恪靖侯左文襄公的坟墓”。坟墓前面的花岗石台阶走好几十步然后直接铺向铺铺到山下，山下有给守墓人居住的房屋，在墓庐中间用于供奉的牌子两边，树立了几块石碑，其中有湖南擅长书法的人黄自元书写的碑文，有江南西道担任御史的徐树钧撰写并写字的碑文。
顺着墓地往西走，一直到杨梅河岸的地方，存在着一条宽度为五尺的石道，在河岸那里建造着一座碑坊，牌坊上雕刻的同样是咸丰赏赐的“祈常懋绩”这四个大字；另外还有一座碑亭，御赐的碑文是由清代书法家何绍基的孙子何维朴书写而成的。
墓园中有墓田，有一户姓黄的佃户，其一家祖孙几代人相传负责看守，文襄公离世后，在历年的春秋两个季节，都会有其子孙们前往祭扫，解放初期的时候，墓地、墓庐以及碑坊都完好地保存着，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时，据说省土改委员会作出过批示，即“土地要进行改革，墓地要予以保存”，因此没有遭到毁坏，然而子孙辈再也没有任何人前去祭扫了。 |。
“大跃进”那个时期，石门公社就是墓地所在之处，此地兴修水利需要用到石料，于是陆陆续续地把墓园的石级以及墓碑都给拆了下来，石人、石马还有石牌坊也都被推倒了，山上的树木更是被砍伐得一点不剩，他的坟冢就这样被掩没在了荒草丛中，处于当时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这些后裔更加没有能力去过问墓园的情况了。
由左宗棠墓地石材所修筑而成的涵洞，是湖南城市记忆于2023年4月3日拍摄的。
一九七四年之际，文襄公墓再度遭受破坏，就在这一年当中，有人于附近一座古墓里面盗得了相当多的财物，有人觉得左宫保的墓肯定会有更多的财宝，于是以李某作为带头之人，引领着一批人公然进行挖墓。
炸药由他们用来炸开墓穴，棺木被抬出，棺盖被撬开，于其中安卧的是我的曾祖父，身穿着朝服，脖子前挂着一串檀木朝珠，面容看起来像是活着时候那样。然而，随葬在棺内的没有—任何珍宝。也只是仅有—只长四十公分、宽三十公分的石匣在棺外，有盗墓人认为必然是装着珍宝的盒子，急忙抢出来，朝着山下飞速跑去，几个人追了过去，将他堵住后打开一看，里面是两块瓷砖，是曾祖父生前好友郭嵩焘所写的墓志铭。石匣上面刻着涂着红漆的“墓志”两字。后来，他把这个石匣用作了养猪的食槽，那两块墓志铭瓷砖则被用作了凳面。1985年，文物部门把墓志盒给收回了，然而，那两块瓷砖墓志铭呢，却被打碎之后，扔到池塘里去了。
既已得知墓内并无财宝，守墓人之后代遂要求盖好棺盖，而后依旧进行掩埋。然而，那领头之人仍旧凭借 20 工分的赏额，让人将曾祖父遗体的朝服剥下，意图查看其中是否藏有珍宝。朝服被剥去之后，只见曾祖父的遗体乃是用白布缠裹着的，接着又用镰刀划开了层层白布，最终，却依然是一无所获。
那个领头的人，气冲冲地，着急得不行，一把抄起一把四齿耙头，把曾祖父的遗体给勾了出来，接着使劲地甩，甩到了墓的外头，之后呢，就有人把曾祖父的嘴唇给撬开了，还挖出了含在曾祖父口中的一块玉片，最后，因为这伙人啥都没得到，就都带着沮丧的神情离开了。
在这个时候，附近村庄那儿的农民听闻左宫保墓被人挖掘了，纷纷都赶前来观看。看到这样的情景，好多老人讲这是在造孽呀。当时正是农历六月，暑气把人蒸得难受，遗体没过多久便散发出气味，观看的人也就陆陆续续地散开离去了。
转日清晨时，那守墓人之后代黄母，心内实是不忍，遂吩咐其儿子黄志清，去掘个坑，把曾祖父的遗体，予以草草掩埋。
据当地那些年纪较大的老人讲，当年在安葬左宫保的时候，先是在预先选定好的墓址那儿挖开一个很深的坑，之后运来一艘船的木炭，把木炭填塞在坑的底部。接着又运来一艘船的瓷碗，把瓷碗打碎后与蒸熟的糯米、三砂（也就是石灰、黄泥、粗砂）搅拌在一起，反复进行舂捣，用这些材料筑成墓穴，随后在墓穴里面的四周以及底部排放着一筒筒的方木当作外椁，等内棺放下去之后，把烧融的松香灌下去，一直到将其盖没。如此一来，整个棺木都被松香严密地包裹起来了，水分以及空气都被隔绝掉了。所以，安葬之后差不多90年（1886—1974）曾祖父的遗体依旧和活着的人一样。不料在一场大浩劫中，他也遭到了浩劫。
在1985年的时候，文襄公离世达到一百周年这个节点，长沙市人民政府进行了拨款，之后墓园得到了修复。
“左宗棠的东西保留一点”
曾祖父生前于一封家书中曾嘱咐过，待他离世后脑祠堂要建在司马桥故居处。他去世以后，清朝廷下令在福州、兰州、江宁、湘阴、长沙等地建造左太傅祠，而长沙的太傅祠建在了湘春街。
占地六十亩的祠堂，约合四万平方米，其方向是坐北朝南，正门之上写着“左太傅祠”。祠的内部存在着池塘，并且还有假山以及石舫，正殿的背面靠着城墙。殿的里面有文襄公的塑像，该塑像是由檀木雕塑造就而成的，手足都能够活动，一年的四季都需要更换礼服。其形象极具威严，双眼炯炯有神，我们前往进行拜谒时，都略微有点惧怕他老人家。
1938年，长沙发生了“文夕”大火，祠堂被全部焚毁，解放之后，这里被改建成了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也就是如今的第二工人文化宫。在此之前，当时的市长做出过批示，他表示要保留一点左宗棠的东西，正因如此，直至如今，这里还留存着一座假石山。
编后语：2023年4月3日，一场“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清明祭祀民族英雄左宗棠”的公祭活动，于长沙市雨花区跳马镇左公墓园举行，湘阴县委书记李镇江到场，县委副书记、县长刘世奇也到场，还有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协、县人武部、县委办等众多部门的领导，一同聚合在左宗棠墓前，朝着左公墓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之后又献上了鲜花。
出席此回公祭活动的，还有左研会名誉会长王品端，以及副会长梁小进等，梁小进身为左宗棠玄外孙，本文作者左景范乃梁小进母亲。
公祭活动现场
公祭活动的现场当中，湘阴县委的书记是李镇江，其置身于中间位置，与处在右边位置的左宗棠的玄外孙梁小进，以及守墓人黄志清展开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