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名里的趣闻》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吸引了不少读者关注。读者们表示，北京还有许多地名让他们感到困惑，特别是为何会有那么多以寺庙命名的，以及各种奇特古怪的地名等等。他们期待能有更多内容进行补充。地名背后包含着丰富的人文、历史和地理信息，甚至催生了专门的学科——地名学。北京诸多地名，绝非区区几篇文章能够详尽阐述。因此，本人稍作增补，意在引发讨论，促使更多专家进一步介绍丰富多样的北京地名资讯。
一 岁月留痕有古庙
京城流传一种说法，明朝时期注重修建庙宇，清朝则更倾向于建造道观。明代曾在京城大规模修缮寺庙，如今保留下来的许多古老庙宇都是那个时代建造的。民国年间，有人对京城的寺庙进行了盘点，虽然那不是寺庙数量最多的时期，但统计出的数目依然非常可观。1928年“北平特别市寺庙登记”统计出1631处，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庙总登记”统计出1037处，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总登记”统计出728处。这些登记的寺庙仅限于城区和近郊区范围，市区以外的以及一些较小或私有的小庙没有纳入统计，紫禁城内的寺庙和皇家坛庙也未包含在内。
京城遍布众多寺庙，营造出一种庄重古朴的氛围，赋予老城独特韵味。然而，历经岁月流转和时代更迭，不少寺庙已消失无踪，它们曾经的风貌与痕迹，则融入了地名之中得以留存。如今，寺庙的名字不仅依然出现在街道和乡村的称谓里，部分还成为了公共交通站点，例如公交和地铁的站点名称。
公交104路和108路途经大佛寺站点，该站点位于美术馆北边位置。大佛寺这个名字，了解的人已经不多了。不过，在《宸垣识略》这样的古籍文献中，有提到“普德寺被大家称作大佛寺”，并且书中还简单记录了普德寺的具体位置和建造时间，“它位于王府街北边柴市口稍微南一点的地方，但是建造的具体年份已经无法考证了”。通过这些记载可以明白，大佛寺其实是普德寺的另一个名字，之所以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寺庙里供奉着一尊巨大的阿弥陀佛像；而“建造时间无法考证”的说法，正是说明这座寺庙非常古老。大佛寺过去发生过许多趣闻，比如清朝善扑营曾在这里设立摔跤场地，众多强壮的勇士在此竞技取乐；还设立过“集善粥厂”，帮助那些饥饿难耐的灾民。虽然如今大佛寺已经消失，但这个名称必须长久保留下来作为地名。
朝阳区与通州之间的道路边，存在一个名为慈云寺的地标。慈云寺并非普通寺庙，而是具有深厚历史背景的建筑。经过查证，这座寺庙始建于乾隆三十三年，即公元1768年，是由朝廷下旨建造的，主要提供给皇帝在前往东陵或承德途中使用，作为临时歇脚的地方。寺庙内的大雄宝殿曾经设有专供皇帝使用的御座。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左右，慈云寺被拆除。
神路街和东岳庙存在关联，据传东岳庙中主神东岳大帝出行时所经之路即为神路，因此得名神路
北京境内至少有三座法华寺，其中东四报房胡同那座法华寺与许多历史事件紧密相连，它曾是1860年签署《北京条约》的场所，在戊戌变法期间也是谭嗣同与袁世凯进行秘密会谈的地点。这座寺庙虽然规模是东城区最大的，并且曾经是皇帝下旨建造的，但在被拆除之后，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它了。崇外法华寺并不出名，既非皇家敕建，也算不上什么著名寺庙，建筑也显得陈旧，但如今却拥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主要因为它的名字出现在了地图和公交站牌上。因此，无论走到哪里的人，都能认出法华寺街、法华寺东街以及法华寺站这三个地方。
北京用寺庙名字命名的地址相当多，例如黄寺大街、护国寺街、隆福寺街、嵩祝院西巷、夕照寺街、白云观前街、真武庙头条、长椿寺街、法源寺后街等等，数量极多难以全部列举出来。不过西城区的太仆寺街和宗教场所没有关联，太仆寺是明清时期负责饲养马匹的机构，并非寺庙。地名里保留的寺庙部分并非寺庙的规范叫法，而是人们口耳相传的别称，例如红庙、白庙、黄寺、黑寺、双寺、三庙等，这些称呼都只是民间俗称，妙应寺凭借白塔寺的别称，觉生寺则依靠大钟寺的别名，在地名中得以留存下来。
地名出现诸多更动，原有“寺”字悉数被删去。例如千佛寺胡同更名为千福巷，净土寺胡同称作净土胡同，慈慧殿变为慈慧胡同，弘福寺转为洪福胡同，华岩寺成为华岩胡同，三塔寺改作三塔村，黑塔寺称为黑塔胡同，能仁寺改成能仁胡同，善果寺更名为善果胡同。不完全统计显示，仅东西城便有六十余处此类调整。
另有一些地名借谐音暗含寺庙名称。比如十方院更名为盛黄胡同，五圣庙称作武胜巷，弥勒庵称为民乐巷，清虚观改作新秀巷，城隍庙变成方街。近几十年来，许多原为寺庙命名的街巷也经历了彻底更名，若不参考相关文献，很难了解其原貌。东城区的火神庙胡同更名为春雨胡同，娘娘庙胡同更名为月光胡同，另一条火神庙胡同更名为焕新胡同，三忠祠更名为忠实里，小七圣庙更名为桃杨路；玉佛寺胡同更名为玉芙胡同，显灵宫胡同更名为鲜明胡同，观音寺街更名为国英胡同，舍饭寺胡同更名为民丰胡同，阎王庙街更名为迎新街，玉虚观胡同更名为诚实胡同，马神庙胡同更名为培英胡同，斗母宫更名为永胜巷。此类改动在郊区也存在。
近些年，寺庙的宗教活动不再重要，不过它们作为历史的见证，承载着城市的故事，并且通过地名得以延续，有些地名保留了原貌，有些则经过变化，成为新时代的符号，当代人可以参考过去，来规划地名、景点称呼以及公共交通站点的名称。
二 奇而不怪有典故
北京市存在大量奇特且不为大众所知的地理称谓，探究其背景，往往涉及鲜为人知的典故。
部分地名颇具趣味性，例如东城那条名为顶银的巷子，人们或许会联想到“银”字。这条巷子原非如此，明朝时它属于明时坊，被称为赶驴桥，到了清朝划归正蓝旗，乾隆年间又分为大、小顶银两条巷子。还有洋溢胡同，明代时叫扬州胡同，清代改称羊肉胡同，到了民国时期，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更名为洋溢这样比较抽象的名称。在长巷东边有另一条巷子叫侯位巷，这个名字既不指人也不代表职位，让人感到有些费解，关于它的由来目前还没有人能说清楚，只知道它是在1947年才被命名。这条巷子跟侯位巷是相连的，旁边还有八宝楼巷。根据《东城区地名录》的记载，八宝楼巷在民国三十六年，也就是1947年时，被称为八宝楼。据说这巷子里有过带楼的小房子，楼下是个面积宽敞的茅房，气味很冲，大家都叫它‘粑粑楼’，后来为了听起来更体面，就改成了八宝楼。
同样地，在海淀成府区域有一条巷子，人们私下里称它为臭巷子。那时海淀街道上公共厕所稀少，许多人都选择藏匿于这条狭窄巷道里解决生理需求。久而久之，该处持续弥漫着难闻气味，因此得名臭巷子，到了民国十七年，也就是1928年，这条巷子被更名为新巷子。
西城区如今有诸多以安澜营命名的胡同，包括大安澜营、小安澜营、小安澜营头条、二条、三条等。安澜营这个名字最初源于安南营，因读音相近得名。明朝时期，境外异族有入侵行为，其首领被擒后，朝廷给予“赦免”，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们再次发动叛乱。于是，将这部分重要头目安置在当地的兵营中，实施监控居住，并将其称为安南营。从明代开始，安南营逐渐演变为地名，到了清代，这个名称得以延续。1965年调整地名时，因为觉得安南是越南的旧名，所以把它改成了安澜营。东城的民安胡同也叫安南营，或许和安澜营的意思差不多。
北京城内另有一处囚禁外国战俘的场所，位于现今南馆公园范围之内。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二十四年，即公元1685年，一支企图侵扰我国东北的沙俄部队遭到清军重创，部分哥隆克士兵与东正教神职人员因而被俘。这些俘虏在此地接受羁押。清廷对他们的待遇颇为优厚，不仅供给居所和口粮，还准许他们在当地兴建了尼古拉教堂，此教堂后来被俗称为南馆。沙俄曾将南馆区域看作是自己的地盘，在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期间，由居住在南馆的沙俄战俘后裔和传教士引领，进攻的沙俄军队目标直指东直门、朝阳门和东便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区域后来被改造成了南馆公园。
北京地区，景山、北海以及东郊九龙山、西城兔儿山以外，其他地方没有山岭，然而东城却有个叫沙土山的地名，这座沙土山位于崇文门外东南方向，是由人工堆积而成的小丘。据说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这里曾是制作土盐的场所。这种土盐取自京郊盐碱地里的土壤，味道又苦又咸，但价格比海盐低廉。盐碱地属于沙土性质，经过盐分提取后，只剩下沙土，经过长时间积累，就形成了沙土山。沙土山高度超过三米，长度接近二百米，规模并不算可观。后来因为不允许开采少量盐分，这个区域逐渐变成了简易的聚居地。如今，沙土山本身已经不复存在，不过沙土山一带仍然保留着第一巷、第二巷、第三巷和第四巷这些地名。根据民国二十二年刊印的《北平地名典》记载，沙土山一巷到四巷的地名当时就已经存在，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北京部分地名颇为奇特，颇具趣味性，东城区现存的旗杆胡同，在清代时期被称为“十根旗杆胡同”，一条长达上百米的巷子内竟然竖立着十根旗杆，实在令人费解。依照旧时规矩，规模宏大的寺庙门前通常设有两根旗杆，然而这条巷子附近并无大型寺庙建筑，那么为何会存在十根旗杆呢？至今仍是个未解之谜。此外，东城区的豆腐池胡同也颇为引人好奇，制作豆腐通常只需要锅、盆、桶等简单的容器，为何会以“池”为名呢？此地先前名为豆腐陈胡同，其名由来已久，明代时称此名尚属恰当。东黄城根南街与北街，最初称作“火道半边街”，此名颇为奇特。古时设有火道、火弄等原始防火设施，火道逐渐发展成为宽阔街道，火弄则演变为狭窄胡同，而“半边街”之名则因东黄城根大街一侧紧邻皇城城墙而得名。
三 妙趣横生地名对
北京城里的街巷名称形形色色，含义丰富，由此衍生出一种以地名作对仗的文字娱乐活动，称作“地名对”。这类对仗并非书写悬挂，仅见于部分文人的记录，或经由口耳相传。
地名往往简洁明了，不过部分地名蕴含典故和传说，其意义已超出文字游戏的范畴。清末蒋芷侪在其著作《都门识小录》里，收录了许多地名对的趣闻轶事，其中煤山对炭海的故事尤为引人入胜。他提到：“地安门内那座山，又名煤山，天安门内那片广场，又称炭海，两者正好相对。”景山在民间俗称煤山，据说在辽金时期，这里曾大量堆积煤炭以备不时之需，因此得名煤山。炭海所指的地点位于“天安门之广庭”，具体是现今的天安门广场区域，抑或是午门附近，这在《都门识小录》中并未明确说明，同时明清两代关于紫禁城或北京的文献资料里也找不到相关记录。正如《都门识小录》中所言：“七百年来，炭海之名，知者鲜矣”，这成了一个待解之谜留给后人研究。不过，煤山作为炭海的地名称呼却是非常贴切，十分恰当。
这些带有历史典故的地名，比如崇文与宣武，同样耐人寻味，既是两座城门相对应，也是过去两个行政区域相呼应。崇文意味着崇尚文化应当受到尊崇，宣武则表示武功应当得到宣扬，如今城门名称的寓意已经很少有人去关注，不过这两座城门或这两个区的名称非常匹配，完全符合“以家喻国，将武比文，把四辅配三军”的音韵规范。若把崇文宣武的名称寓意扩展至“崇文铁龟”“宣武午炮”，再论及“税门”“酒门”“死门”“鬼门”等历史事项，那几乎就是北京一段丰富历史的缩影了。
地名蕴含着历史信息，当这些地名组合成对后，传播范围很广，颇具看点。比如臭水塘配香山寺、奶子府配勇士营、王姑庵配韦公寺、单牌楼配双塔寺、六科廊配四夷馆等，都是已经不再使用或名称变更过的旧地名，如今老年群体已不熟悉，年轻一代也感到陌生，但作为地名对保留下来，能够增进大众对过往的认知。银闸与铜井相映成趣，沙滩同海淀彼此呼应，南苑配北辰遥相呼应，红庙邻黄寺遥相呼应，天通苑伴地兴居相得益彰，这些组合不仅工整对称，而且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背景，逐一剖析下来，定能发现其中的乐趣无穷。
北京地域的雅称最早见于明代文献，但当时主要依靠口耳相传，人们常在饮酒品茗时谈论这些名称。直到清代，这类名称才开始被书写下来。根据《都门识小录》的撰写者介绍，他在宣统时期的《帝京新闻》中发现了用文字记录的地名对。他特别提到“有蒙古族学者巴里克杏芬编选的京师地名对，内容十分别致”。巴里克杏芬是一位长期居住在北京的蒙古族女性，她对汉族文化怀有浓厚兴趣，经常与朋友们互相吟诵诗句，对对子。她整理的地名对堪称佳作，在音韵格律方面十分完美。比如，天妃宫对地藏寺，完全符合“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雷声轰隆、雪色迷茫，启市大吉对诸事顺利”的音韵和平仄规则。但这两个地方现已消失。地名对里的天妃宫经过考证位于东四北大街的马大人胡同里。马大人胡同又名马定大人胡同，现在叫做育群胡同。胡同里的天妃宫已经没有任何遗迹可以找到。北京地区地藏寺至少有三座，另外还有不少名为地藏庙或地藏庵的场所，它们都与地藏菩萨相关联。天喜庙位于地安门附近。地安门是众所周知的地方，但天喜庙却鲜为人知。根据《北京寺庙历史资料》的记载已不存在，可能在民国时期之前就已改作他途。天神坛与地藏洞相对。天神坛位于先农坛之中，地藏洞则坐落在京西万寿寺内部。
巴里克杏芬编选的地名集中，以“天”字开头的地名不止一个，例如天圣宫与地祗坛相对，天师庵和地藏殿相称，天齐庙又对地藏庵等。现今这些地名已仅见于文献记载。不过仍可追溯其踪迹，比如天圣宫位于北新桥三条胡同之中，天师庵坐落于东华门草厂胡同之内，而天齐庙则是指朝阳门外的东岳庙。东岳庙在元代时期曾被称为天齐庙。巴里克杏芬辑的地名中，部分与佛教相关，比如色空天配欢喜地。明代米万钟在海淀勺园里，有一处景点的匾额写的是色空天。欢喜地是佛教术语，指修行者追求的完美境界，很多寺庙都刻有这三个字，八大处公园就有一座牌坊上题着欢喜地。甘露殿相对太阳宫，霞公府对照斗母宫，这些地名对也蕴含着宗教意味。
巴里克杏芬这个地方的地名，跟胡同有关的有很多，比如雹子对云儿、冰窑对雪池、云洞对烟郊、烟阁对月墙、甘雨对朝阳、夏甸对春亭等等。雹子胡同也叫做报子胡同，现在位于西四北。甘雨对朝阳这个组合里的朝阳，并不是现在的区名，过去在灯市口大街附近有一条小巷叫朝阳胡同。甘雨胡同现在还存在，这条胡同以前有个不太雅的叫法叫干鱼胡同，后来为了好听改成了甘雨胡同，它位于东城灯市口南边。那些诸如铁影壁配木栅栏、八王坟邻九爷府、菜户营接海户屯、草厂挨肉市之类的组合，颇为耐人寻味。部分地名至今依然存在。
那个年代，很多人喜欢用地方名称来对对联，其中一些对仗工整，堪称妙对，比如五道庙搭配八间房，牛角湾搭配驴蹄巷，娘娘庙搭配姑姑寺，公主坟搭配王爷墓，甘石桥搭配苦水井，白马坑搭配黑龙潭，穷汉市搭配富贵街。这些地名在清朝末年和民国初期尚可找到，后来地名几经变更，部分采用了音近的名称。
用前两个字构成对仗的胡同名称为数不少。比如银碗配瓦盆、喇叭配铃铛、银闸配铁门、秤钩配扁担、青塔配白庙、牛街配马道、洋洋配嘎嘎等，这些胡同名称即便经历了“更名换姓”，回想起来依旧令人觉得有趣。
地名不同于门联，它不会彰显一个家族的处世观念和家族传统；它也不同于寿联，没有那种庄重肃穆的基调；更不同于挽联，不会充满悲伤哀痛的情感。地名对看起来像是戏谑调侃，实际上也是一种需要了解的趣味常识。
四 文人更喜老地名
北京地名自有其独到之处，自然容易吸引文人学者的目光。他们常常在自己的文章、笔记和追忆文章里反复提及，特别是在二十世纪初至当前这个时期，像鲁迅、老舍、梁实秋、周作人这些前辈作家，以及邓友梅、邵燕祥、肖复兴等当代作家的笔下，都少不了北京的地名出现。
邵燕祥先生原籍京城，乃诗家与文士，其于二零二零年刊行的《巷陌间的风云》一册，内里收录了诸多京华地名的“鲜为人知的资讯”，因系作者亲身察访、耳闻目睹，故而颇具公信力且确凿无疑。在辛亥革命之前，古都北京未设正式的街牌，地名多赖口耳相传，电影或电视剧里，清朝时马路上出现某某街、“菜市口”之类的路牌，全然是编造者的臆想之词。清朝时期，北京市内不采用“路”这一名称来指代街道，诸如现今的留学路、正义路等，均为辛亥革命后新设的称谓。
《胡同里的江湖》提及“万历桥”这个早已湮没的地名，此桥又称万里桥，实际位于朝内大街，距离东四十字路口和朝内南、北小街口不远。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该处设有“糖市”，作为副食批发早市，后来在此地修建了朝内菜市场，它是北京四大菜市场之一。邵老先生表示万历桥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的桥梁，建造时桥下有水域，经过三百多年的时间变化，某年水域消失，桥梁也随之废弃，情况与南城的虎坊桥相似，只留下桥名，桥已不复存在。现在万历桥的地名已经并入拐棒胡同，桥已不在，桥名也不存在，但那个地方仍然保留着。
北京地名里带桥字的不少，像天桥、北新桥、甘石桥、酒仙桥、东大桥、太平桥、红桥、霍桥这些地方，过去都真有桥，现在虽然没了，但地名还在。可是郊区的洋桥、草桥、白石桥、黑桥、双桥、五虎桥这些地方，现在桥和水都还在，地名和实际情况完全对得上。邵燕祥出生在东四礼士胡同，他对于这条胡同名称的由来有自己的说法：这条古时被称为“驴市”的巷子，早已不见了数百年前的驴市景象，都说乾隆年间的刘墉（石庵）府邸就建在这里，试想一下一个内阁大学士会住进驴市吗？或许就是从那个时候起，这条巷子才改名为“礼士”胡同。这条胡同也被称作驴屎胡同，比起“驴市”来，“驴屎”这个称呼更加粗俗，因此才被人们用谐音的方式改变了名称。
邵燕祥特别喜爱北京地名中的人文和历史内涵，在他的著作里多次提及北池子、琉璃厂、粉房琉璃街、翠花胡同、西颂年胡同、金鱼胡同、镇江胡同、灯市口、北锣鼓巷等，他并不特意去探究这些地名的由来，而是从中透露出许多自己亲身经历过的历史片段，这对后来者具有启发意义。
北京地名具有独特吸引力，不仅令邵燕祥等文人墨客着迷，近年来还陆续有以“棲凤楼”、“东总布胡同”、“朝内大街”以及“地安门西大街”命名的众多学术著作问世。除了地安门西大街，其余这些地名都与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家协会存在关联。彼时，这些机构的办公地点和员工住处都分布在这些胡同之中。文人雅士将它们写入作品实属惯例。书籍题材不尽相同，不过京城地名都是核心要素。北京地名还频频出现在剧目、影片、连续剧的标题里，诸如《箭杆河边》、《龙须沟》、《钟鼓楼》、《夕照寺》、《正阳门下》之类，就连台湾的李敖也创作了以《法源寺》为题的小说，尽管他对法华寺和法源寺的关联认识不清，但这些地名确是真实存在的。那个在“文革”时期之前问世，名为《箭杆河边》的北京曲剧里所描绘的箭杆河，并非凭空想象。这条箭杆河真实地位于顺义区的东部地带，是当地起关键作用的排水水道。有传闻称，当年该剧的编剧和导演团队，以及参与表演的艺术家们，曾经来到这里实地考察，目的是为了深入生活，从中发掘艺术创作的源泉。
老舍的作品里，充斥着北京本地的街巷名称，这是他的一大特色，相关题材的专论已经问世，书中此类用例比比皆是。
《北京晚报》刊登的《日军怎样“毒害”北平》一文，揭露了日伪时期日本侵略者怎样用鸦片等毒品伤害北平民众的历史真相，这一点也能在北京地名中找到证据。比如白广路附近的德源胡同就是个例。根据《宣武区地名志》的记载，德源胡同以前叫做峨眉禅林，还有观音庵、净土寺这些名称。到了1965年，在更改地名的时候，把它定名为德源胡同。这里原先是一片荒地，还有不少乱坟岗，住的人原本很少，1937年之后，住的人慢慢变多了，而且大多是朝鲜人和日本人，他们住的房屋大多是日式的木房子，那时候这个地方就改名叫德源里了，那些朝鲜人和日本人住在这里，主要靠倒卖烟土过活。当年住在德源里的日本人、朝鲜人并非正规侨民，他们是一些专门从事走私、贩毒的“浪人”，带有帮派性质，同时作为侵略者的帮手、打手和告密者，属于秘密群体。
北京话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儿化音，这在一些地名上能够看到。比如提及城门时，多数门字不儿化，然而东便门和西便门的门字可以儿化。公交车报站时，前门上车后门下车的门字必须儿化。铁门胡同的铁门儿化后听起来更悦耳。北京地名中带有“口”字的不胜枚举，诸如菜市口、珠市口、吉市口等，口字儿化才能体现“京腔”。前门那道门帘发音很特别，但双帘巷、木帘巷等地方的门帘也必须带卷舌音才行。
北京地方还存在部分包含“侯”与“伯”字样的地名，例如武定侯（如今称为武定胡同）、广宁伯街等。这些带有“侯”“伯”称谓的地名，全部归属于明朝时期。清朝虽然也册封过几位异姓公侯，比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不过他们在北京并未形成以封爵命名的街道。明朝期间异姓公侯数量众多，他们原先的府邸后来逐渐转变为胡同或街道的名称。东城区曾经有过遂安伯胡同（现在已经消失），但相较之下西城区以公爵命名的胡同更为普遍。这也是“东富西贵”又一解吧！
地名属于历史积淀。作家肖复兴曾说过：如果没有这些历史积淀，一座城市在人们的认知里、构想中、情感上就会消失不见。一座城也就失去了它存续的理由和意义。守护历史积淀是每个人的本分，还应当珍惜这类历史积淀，不可随意更改。（张双林）
